一、蔡锷是民初著名的风云人物 蔡锷将军于1916年（民国五年）11月8日去世，年仅34岁。他在民国初年仅仅生活了5年时间，然而正是这风云变幻的5年，使这位青年将军创造了奇迹，头角峥嵘，叱咤风云，从而奠定了他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 民国初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阶段。辛亥革命一度辉煌，随即又被窃国大盗袁世凯篡权，让人沮丧；护国战争再度辉煌，随即又为军阀割据与混战所取代，黯然失色。旧民主主义革命似乎没有了出路，革命者也感到了绝望，然而接着却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民国初年，这是个新旧民主主义革命转折的关键时期。“乱世出英雄”，确实，在民国初年这个历史转折时期的混乱年代里，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混世魔王，而更多地则出现了一大批救世英雄、爱国主义者。这批救世英雄，可以开出一大串名单。胡耀邦同志在首都各界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就提到了辛亥时期著名的风云人物，除孙中山外，还有陆皓东、郑士良、黄兴、章太炎、邹容、陈天华、宋教仁、朱执信、廖仲恺、蔡元培、胡汉民、陶成章、秋瑾、徐锡麟、熊成基、刘静庵、詹大悲、张培爵、吴玉章、陈去病、柳亚子、居正、于佑任、李烈钧、蔡锷、朱德、焦达峰、董必武、林伯渠、冯玉祥、续范亭、张奚若、司徒美堂等30多人。[①]这些人士中，除少数牺牲于辛亥革命前夕以外，大部分都曾活跃于民国初年的政坛上。蔡锷就在这批“救世英雄”、“辛亥著名风云人物”的名单之中。 蔡锷在民初政坛活跃的年代，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人们议论他的党派属性，是同盟会员，还是进步党员，或者是什么别的党派成员，或者是否倡导“不党主义”，争论至今并未完全结束。然而，本文作者看重的却不在于他形式上参加了什么党派，而是他事实上做了什么样的事，适应了什么样的要求，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本文就从这里说起。 二、蔡锷是民初政局发展过程中反映时代特征的指示器和坐标 在民初蔡锷生活的短短5年内，时间不长，却风云变幻，令人眼花缭乱。在这几年的政坛上发生的大小事件，不可计数。择其要者有三：一是辛亥革命与民国建立，二是袁世凯独裁与二次革命，三是袁世凯复辟帝制与护国战争。 蔡锷对这三件事所取的态度，发挥的作用，不论其功过如何，都是特定历史时代特征的反映，因而使他成为这一时期反映时代特征的指示器和重要坐标。在一定意义上，蔡锷作为历史人物的重要性，恰巧是他身上所赋予的时代特征。 首先，蔡锷对待辛亥革命的态度，我们可以用主张稳重，积极参与，最后创造奇迹几层意思来加以概括。早在蔡锷留学日本期间，虽然并未摆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羁绊，却已参与了革命派的活动，曾得到孙中山的接见，以“共商天下事，总理（孙中山）深得其助。”[②]而且参与邹容《革命军》一书的起草，《革命军》初名《腊肠书》也是蔡锷命名的。[③]蔡锷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任职，对革命派有所同情和支持，因而有蔡锷加入同盟会之说。1911年初，蔡锷来到昆明，即对革命派表示：“时机不到干不得，时机成熟时绝对同情支持。”[④]所以被云南同盟会员认为是“稳慎周详，可与谋革命之人员。”[⑤]随后，蔡锷成为辛亥昆明起义的重要策划人，起义军临时总指挥，一举夺得云南辛亥起义的胜利，使云南成为响应武昌起义的全国第四个省区、西南第一个省区。 辛亥后建立的以蔡锷为首的云南军政府及其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不仅稳定了云南，安定了人民的生活，也创造了历史的奇迹，使云南成为民国初年各省军政府的榜样。这就是“辛亥之役，匕畅不惊，而定大业。时天下纷纷，或苦兵，或苦饷，而滇中晏然。”蔡锷治滇，“英、法尤敬畏”，并称“若蔡公者，当今第一。”[⑥]这并非一时奉承之虚语，而是有充分事实根据的。 云南辛亥革命取得的巨大成就，既为云南实现民主革命开辟了道路，也对云南后来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几年以后，以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为目的的护国战争，首先爆发在云南，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其次，蔡锷对于二次革命的态度，我们可以用追求安定、维护国权、反对动乱，结果走上拥袁的道路几层意思来加以说明。辛亥以后，蔡锷本其追求“爱国”之初衷，主张国家应当尽快稳定，以便腾出手来从事建设，所以他主张维护“国权”。他认为“共和政府”（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与袁世凯的北京政府都包括在内），如“初产婴儿”，应加以很好爱护。[⑦] 当袁世凯独裁卖国，屠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事件发生，导致孙中山领导“二次革命”爆发之时，蔡锷仍以维护“国权”为前提，主张法律解决，“力持镇定”，反对军人干预。[⑧]战争爆发，蔡锷仍表示反对，甚至为袁世凯出谋画策，要袁“早日扑灭”革命。[⑨]还派滇军参与组织所谓以唐继尧为总司令的“滇黔联军”，出兵四川，攻打响应二次革命的熊克武部。只是滇军进入四川后，熊克武已失败逃走，这才避免了滇军与熊克武部的直接冲突。 蔡锷在二次革命中，拥护袁世凯，反对孙中山，似乎难以理解。然而，它却从一个侧面深刻地说明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在经历了相当长时期的动乱以后，人们普遍地希望能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建设自己的祖国，反对外来的侵略。辛亥后革命派的舆论机关报《民立报》也曾载文说，辛亥后“元气凋丧，民力疲极，并力恢复，犹虞不及，庸能再受莫大之损失乎？”所以“一闻变起，心惊胆裂”。“此我国之无二次革命之余地可知。”[⑩]蔡锷更认为：辛亥后“元气大伤，至今疮痍未复，断不可有第二次之破坏。”[11]战争爆发后，进步党认为，这“并非反抗一、二私人，乃反对我中华民国。”[12]这是一种误解，却又是当时社会思潮的反映。所以有学者指出：“在1913年，中国人民对和平、法制和社会秩序安定的渴望，超过了其它一切。”[13]加上袁世凯的面貌尚未完全暴露，他毕竟是刚建立不久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人们对他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