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1853——1926）是近代中国爱国的资产阶级事业家和社会改革家，袁世凯（1859——1916）则是窃夺辛亥革命果实、建立独裁卖国的北洋军阀统治的历史罪人，根本不是一条道上的人。但是，在1881年到1915年的35年间，他们却有过几度带有传奇色彩的交往，尤其是辛亥革命期间，曾成为政治密友。辛亥革命期间，张謇为何支持袁世凯？他对孙中山和临时政府是持什么态度？后来又为什么要跟袁世凯分道扬镳？搞清这些问题，将在助于深化张謇研究和对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形势的进一步了解。 一 首先要从“复交信”和“洹上会晤”谈起。张謇与袁世凯的最初交往，是1881年于淮军将领吴长庆军幕中，有过师生兼同事的关系。1884年，因袁世凯乘吴长庆失势、病危，私自巴结李鸿章，张謇写信加以痛斥，导致中断关系达20年之久。1904年6月，张謇“以请立宪故，南皮（指张之洞——引者）再三属先商北洋（指袁世凯——引者），汤寿潜亦以为说。余自金州归后，与袁世凯不通问者二十年，至是始一与书。”[①]20年前写过断交信，现在又主动要求复交，这需要有很大的勇气。这种勇气来自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因袁世凯已今非昔比，不再是个名不见经传的营务处管带副营，而是身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政坛要员，张謇当时为运动立宪而奔走呼号，必须争取得到袁世凯的支持。虽然，1904年的复交信因“袁答尚须缓以俟时”而未直接达到目的，但20年的僵局终于打破了，恢复了书信联系，就为后来的“洹上会晤”创造了条件。 1911年6月，张謇为请立宪事由沪粤津汉四商会公推入京，对清政府“进最后之忠告”。途经河南漳德时，特地拜访袁世凯于洹上村，这是两人自1884年分手后的第一次会晤。两人交谈从午后5时至夜12时，据张謇《年谱》所载，称袁世凯“议论视二十八年前大进。论治淮，曰不自治人将以是为我罪；又曰此等事国家应做，不论有利无利，人民能安业，则国家之利。”[②]无疑给张謇留下了良好印象。离京后，张謇又到天津参观了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所建设的马路工、罪犯游民工厂、图书馆等社会设施，得出“袁为总督时，气象自不凡，张南皮（指张之洞——引者）外，无抗颜行者”[③]和“举世督抚，谁能及之”[④]的结论。洹上会晤和天津参观所获得的好感，多少改变了张謇原来对袁世凯的看法，也就为辛亥革命时的支持袁世凯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 张謇与袁世凯的热交期，发生在辛亥革命期间。表现之一，函电交往频繁。在1911年11月到1913年9月的不到两年时间，仅见于《张謇存稿》的就有25次。其中，以1911年11月到1912年4月的半年内，张謇给袁世凯的函电就有12次，这还不包括托专人面交的密信和密陈，这段时间又正是政局最动荡、南北方斗争最激的时期。1912年9月9日到10月8日张謇在京的一个月间，见于《张謇日记》的“诣洹上（指袁世凯——引者）”就有6次。表现之二，从函电的内容看，主要是向袁世凯通报政治信息并为之出谋划策。其中尤值得注意的有：一是“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致通过”，让袁世凯及时掌握南方各派的政治动态，并鼓励道：“愿公奋其英略，旦夕之间戡定大局，为人民无疆之休，亦即为公身名俱泰无穷之利。”[⑤]二是1912年2月袁世凯被推为总统后，张謇针对中央政府留在北京还是南迁问题，南方革命派要求袁世凯南下的呼声甚高，而袁又不愿南下受制于革命党，为袁策划道：“目前第一难题，即要公南来。解此题者只有二法：一从在京外交团著手，一从北数省人民著手。飞箝捭阖，在少川心知其意而妙用之。若不著一毫痕迹，使不欲南之意不出于公，当可有效。”[⑥]三是为袁世凯政府的人事作了周密安排，“一陆军宜段（指段祺瑞——引者）正而黄（指黄兴——引者）副。一财政必熊（指熊希龄——引者），熊有远略，有成绩。一实业周缉之亦可。一保皇党人若梁启超亦可择用”，并说“南方现已疏通。”[⑦]至于张謇当时所以没有答允出任总理组阁，他解释道：“惟审察时局，尚未至可以效力之期。自忖目前但可以一二事稍分公虑，幸勿处以国务地位，庶几彼此皆有余裕。”[⑧]张謇还进一步说明：“以生平所知拾遗补阙，自问尚有一日之长，若一处行政地位，侪于国务，则言论转难发挥，而与社会亦易隔阂。”[⑨]也就是说，以“在野”的身份，言行自由，更能发挥其联系社会各界的作用。当然，张謇也不能不考虑到当时正为汉冶萍事件的争执辞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职务而离开了孙中山，“今若忽焉而北，则浅见者必以为有轻重向背于其间，而无识者且可造为种种荒诞离奇之语。”[⑩]四是劝告袁世凯应注意斗争策略，如“凡公旧日信用之人，除军队外，愿公勿尽置左右，而拟以可遥为声援之地”[11]；“政党以‘统一’较胜。少川已入，足以代公……公可勿入一切政党，以免障碍。党需要有基本金，謇拟合实业助之。”[12] 三 辛亥革命期间，张謇支持袁世凯是无庸置疑的，那么，他对孙中山是持什么态度呢？支持袁世凯是否就意味着反对孙中山？且让用张謇的有关材料来加以对比说明。张謇对袁世凯的基本看法，在1884年的断交信中已有了充分反映，1898年又在日记中写道：“闻袁世凯护北洋，是儿反侧能作贼，将祸天下，奈何？”[13]可视作对断交信观点的补充。如果说这只是对早期袁世凯的看法，那么，1916年，当袁世凯因复辟帝制而亡身后，张謇则称：“袁氏失德，亡也忽焉。彼其罪过，已随生命俱尽。可留与吾人以最真确之发明者，则权术不可以为国，专制必至于亡身。深愿吾党之士引为大鉴。”[14]这不仅仅是专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倒行逆施的批判，而应视作对袁世凯一生好玩弄权术、专横独裁品性的概括和总结。至于张在给袁的函电中也曾用过一些颂扬之词，如1906年在《为运动立宪致袁直督函》中所称：“公之功烈，昭然如揭日月而行……公之苦心毅力，如水之归壑，万折而必东。下走独心喻之，亿万年宗社之福，四百兆人民之命，繄公是赖。”[15]目的是为了动员袁世凯支持立宪；1912年1月28日的信中写道：“南北一致，趋向共和……不世之勋，惟诸公图之。谨以公民资格，遥致欢忱”[16]和“公膺众选，全国汴庆”[17]，则是为了督促袁世凯赞同共和、早定统一大业的政治颂词，不能视为是对袁世凯的客观评价。人们还不难注意到，在张謇与其他友人的信函中，很难发现对袁世凯有过良好的评价，而这恰恰又是最能客观真实地反映自己的观点的。 张謇与孙中山的接触远没有与袁世凯的接触多，信函的交往也很少。他对孙中山的看法和评价，集中反映在追悼会的演说中，称得上是“盖棺定论。”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张謇率先在南通举行了追悼会。张在追悼会的发言中指出：“孙中山是手创中华民国之人，是国民党的领袖。既手创民国，则凡属中华民国之国民，谁不该敬佩他！谁不该纪念他！”“孙中山不畏难，不怕苦，不耻屡仆屡起，集合同志，谋举革命，千回百折，备尝艰苦，至辛亥年，事会凑合，卒告成功。”“孙中山之革命，则为国体之改革，与一朝一姓之更变迥然不同。所以，孙中山不但为手创民国之元勋，且为中国及亚东历史上之一大人物。”“斯人不贪财聚畜，不自讳短处，亦确有可以矜式人民。”[18]明确承认孙中山是手创民国的元勋，是国民的领袖；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高度评价了孙中山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和大公无私的优秀品德。拿此与对袁世凯的评价相对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