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文章论述了谭嗣同心学思想的发展、变化过程，分析了他对落后、消极的民族心理的剖析和批判。指出：谭嗣同讲求心学，置重“心力”，提出“以心力挽劫运”的口号，把改革民族心理作为挽救民族危机的根本途径，拉开了近代中国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序幕。但他夸大“心力”的作用，主张以道德良知去克服道德沦丧，重视人心改造，忽视了社会变革对转移人心的作用。 上个世纪末，维新志士面对晚清亡国灭种的危机，纷纷宣传心力决定论，夸大精神力量，鼓动国人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改变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屈辱命运，其中，谭嗣同是最为突出的一位。他提出“以心力挽劫运”的口号，把改造民族心理作为挽救民族危机的根本途径。他与严复等人一道，拉开了近代中国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序幕。 一 谭嗣同的心学思想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1896年北游访学之前，他的哲学思想基本上属于唯物主义。他在1895年写的名著《思纬氤氲台短书——报贝元征》中就宣传了“道不离器”、“道随器变”的唯物主义观点，提出：“故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①]也就是说，思想观念附丽于客观实在，并随客观实在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在“正人心”与变法的关系上，他认为不能离开变法谈“正人心”；“欲正天下之心，又岂空言所能正之乎？……无法又从何处正起，则亦寓于变法之中已耳。”[②]此时，他侧重于社会转换影响人心变动。但在1896年北游访学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开始夸大心力、主观意志的作用，系统地提出了“心力”论，其思想中主观唯心主义的成份大为增加。他表示“自此猛悟，所学皆虚，了无实际，惟一心是实。”[③]精神实体在其头脑中占据了上风。 他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强调、夸大了“心力”作用： 第一，强调“心力”是使人成为万物之灵的本源。他说：“人为万物之灵，其灵亦自不可思议，不可以形气求，乃并不可以理求；无理之中，必有至理存焉。”[④]指出：“人所以灵者，以心也。人力或做不到，心当无有做不到者……心之力量虽天地不能比拟，虽天地之大可以由心成之、毁之、改造之、无不如意。”[⑤]他还以力学的语言描述心力是人的智慧之本与力量之源：“心力可见否？曰：人之所以力事者是也。吾无以状之，以力学家凹凸力之状状之。愈能办事者，其凹凸力愈大；无是力，即不能办事，凹凸力一奋动，有挽强持满、不得不发之势，虽千万人，未或能遏之而改变其方向者也。”[⑥]正因为人具有“心力”这种无形的、巨大的驱动力，才能冲决天命，征服自然；才能创造万事，起胜万物；才具有创造人间奇迹的无穷智慧和奋动前往、不可阻遏的强大力量。 谭嗣同贵灵魂而轻体魄，他设想人类将进化成为没有体魄、只有灵魂，“纯用智纯用灵魂”的灵人。这种没有物质依托的“灵人”，可以无所不在，即使地球毁灭，亦无所损害[⑦]。这就把人的灵魂的力量和作用夸大到了极致。 第二，强调心力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力。谭嗣同在北游访学的过程中，在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参观了许多科学仪器，看到了机器、轮船、铁路、电线等近代化技术，接触了一些自然科学知识，深深体验到了科学技术对造福人类、推动文明的巨大力量。他指出，科学技术已经创造了奇迹，把许多古人以为必无之事如冬起雷、夏造冰等从神话变成为现实，它还将再现奇妙、再造新奇，“再阅万万年，所谓格致之学，真不知若何神奇矣。”他强调，科学之所以能够创造奇迹，其根源在于心力：格致之学“不论神奇到何地步，总是心为之。若能了得心之本源，当下即可做出万万年后之神奇。”[⑧]科学技术的已有成就与未来进展，都是心力创造的。 第三，“机心”可造劫运，“愿心”可挽劫运，“心力”是拯救社会的道德力量。谭嗣同把“心力”分为“机心”和“愿心”两种。“机心”是算计、巧诈之心，是坏死的“人心”，“机心”越发展，社会越腐败。“愿心”是仁爱、善良之心，是化解“机心”的妙药，只有重发“愿心”，才能拯救社会。“愿心”的本源是“慈悲”：“盖心力之实体，莫大于慈悲。慈悲则我视人平等，而我以无畏；人视我平等，而人亦以无畏。无畏则无所用机矣。……故慈悲为心力之实体。”[⑨]他主张通过发“愿心”，能过呼唤善良意志、悲悯情怀，感化世人，普渡众生，使人人“无所用机”，建立起人和人之间相视平等的理想社会。他指出：“欲以心度一切苦恼众生，以心挽劫者，不惟发愿救本国，并彼极强盛之西国与夫含生之类，一切皆度之。也即不仅要以“慈悲”为实体的“心力”拯救本国，而且要以此拯救整个世界。因此，“心力”被他看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第四，“心力”不仅是人类进化、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因，而且是世界的本体。谭嗣同认为世界是由以太构成的，他所谓的“以太”基本是指一种物质，但有时又被解释成精神的概念，把“以太”等同于“心力”，他说：“以太也，电也，粗浅之具也，借其名以质心力。”[⑩]因此，“以太”成了“心力”的别名，“心力”又成了世界的本体。 既然谭嗣同把心力看成了世界的本位和事物发展变化的动因，循此思路思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就自然会着眼于国人精神的作用，而把鼓动国人主观能动性，重塑国民道德作为挽救民族危机的根本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