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史学中的“多民族凝聚”倾向

作 者:

作者简介:
任嘉禾 内蒙古大学历史系

原文出处:
黑龙江民族丛刊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1997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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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源(1794—1857)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爱国史学家。众所周知,他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进行之际开始从事史学研究的。在他的各种史学名著中对清廷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和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的订立表现出义愤、忧虑和不安;他的史学研究是为了总结清朝开国以来的成败得失,从而提出切实可行的改革主张,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①]但在同时,魏源也是一个注重研究民族关系的史学家。因此,和近代的其他爱国思想家龚自珍、谭嗣同等人相比,魏源有他自己的特点。他敏锐地意识到:只有加强国内各民族的凝聚,才能够有力地抵御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这样,他就把“研究国内的民族关系”、“研究列强与中国的关系”以及“研究列强的历史与现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他自觉地把史学作为联系国内各民族的纽带和抗击外国侵略的武器,因而在他的史学思想和史学著作中就出现了鲜明的“多民族凝聚”的倾向。[②]在魏源的史学著作中,如果说《海国图志》是研究资本主义列强的代表作,《道光洋艘征抚记》是研究中外关系的代表作,那么,《圣武记》就是“多民族凝聚”倾向的代表作了。

      一、清初的英明君主是多民族凝聚的典范

      魏源在他的史学名著《圣武记》中反复探讨了一个问题:怎样把国内各民族凝聚在一起呢?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魏源所提倡的民族凝聚是以君主、朝廷为中心的,把各个兄弟民族凝聚在朝廷的周围。《圣武记·叙》云:“五官强,五兵昌,禁止令行,四夷来王:是之谓战胜于庙堂。”[③]所谓“四夷来王”,也就是以君主为中心,把四面八方的各民族都凝聚起来。

      魏源认为,清初的几位开国君主,都是凝聚各民族的榜样,清朝初年是多民族凝聚的黄金时代。《圣武记·叙》又云:“是以后圣师前圣,后王师前王,师前圣前王,莫近于我烈祖神宗矣。”从《圣武记》的具体内容来看,所谓“烈祖神宗”,主要指入关前的太祖、太宗和入关后的顺治、康熙、雍正、乾隆。

      魏源认为,当时和后世的君主,必须师法列祖列宗,继续把各兄弟民族凝聚起来。《圣武记·叙》引用《尚书》云:“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以觐文王之耿光,以扬武王之大烈。”所谓“文王”、“武王”,都是用来比喻清初的几位英主的。魏源希望当时和后世的君主,都能继承并发扬祖先的“耿光”和“大烈”,重新创造出“四夷来王”的光辉局面。这样,作为史学家的魏源,就要利用可靠的史料、典型的事例,总结并归纳出清初各位英主凝聚各民族的各种方式、方法、供当时和后世的君主取法。

      二、凝聚各民族的几种方式

      在魏源看来,列祖列宗曾经使用的凝聚方式,也就是当时和后世的君主应该继续使用的凝聚方式。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种:

      (一)联姻

      “联姻”是清廷凝聚各族的主要方式之一。魏源在《圣武记》中描述了两个方面的“联姻”。

      1.与东北边境各民族联姻。《圣武记》卷一《开国龙兴记一·附考》云:“赫哲、费雅哈来京娶妇,则礼部光禄寺供筵燕,盛京工部供薪稿,略如蒙古仪。”又云:“康熙中以鱼皮(赫哲)等部俗荒陋,令其世娶宗室女以化导之。岁时纳聘,吉林将军预购民女代宗女,乘以彩舆稼之云。”具体描绘了清室与黑龙江下游各族联姻的情况。

      2.与蒙古各部联姻。满蒙联姻是清廷的传统政策。联姻的重点是内蒙古科尔沁部和外蒙古赛音诺颜部。《圣武记》卷三《国朝绥服蒙古记二》云:“本朝外藩勋戚之盛,内蒙古推科尔沁部,外蒙古推赛音诺颜部。”其具体渠道有“嫁”和“娶”两条。所谓的“嫁”,就是清廷的公主或宗女下嫁到蒙古各部。《圣武记》卷三《国朝绥服蒙古记一》云:“自天命到乾隆初,(科尔沁)额附(即“附马”)尚主(即与公主结婚)者八。……劳在王室,非直亲懿而已。”《圣武记·国朝绥服蒙古记二》云:“(赛音诺颜部)善巴从弟策凌,……见奇圣祖(康熙),教养内廷。……授和硕额驸,尚纯悫公主,即所谓超勇亲王、……经功配享太庙者也。”可见清廷的公主们既下嫁到内蒙古,又下嫁到外蒙古。而所谓的“娶”,则是清朝皇帝娶蒙古王公之女为皇后。《圣武记·国朝绥服蒙古记一》云:“科尔沁从龙佐命,世为肺附,与国休戚。孝端文皇后(事太宗)、孝庄文皇后(即庄妃,事太宗)、孝惠章皇后(事世祖即顺治)皆科尔沁女,故世祖当草创初,冲龄践阼,中外帖然,系蒙古外戚扈戴之力。”科尔沁草原,是经常为清廷“输送”皇后的地方。从魏源反复强调“外戚扈戴”、“从龙佐命”、“功在王室”等等来看,满蒙联姻是卓有成效的,清廷取得了内外蒙古各部的大力支持和坚决拥戴。

      (二)经济联系

      魏源已初步认识到经济联系在民族凝聚中的作用。《圣武记》卷四《乾隆荡平准部记》中,具体记叙了中原地区各族人民与新疆地区北路的“准部”(蒙古准噶尔部)、南路的“回部”(维吾尔族)之间的经济联系:“今西域南北二路地大物渊,牛、羊、麦、面、蔬、蓏之贱,浇植贸易之利,金矿、铜矿之旺,徭役赋税之简,外番茶、马、布、缎互市之利,又皆什伯内地。边民服贾牵牛出关,至辄辟汗莱,长子孙,百无一反。是天留未辟之鸿荒,以为盛世消息尾闾者也。”这里指出,中原人民到新疆地区(西域),可以帮助当地人民开发西北;新疆地区物产丰饶,可以供应内地;而且新疆地区又可以作为内地人民和藏族人民(“番”)进行贸易的桥梁。把汉、蒙、维、藏各族在新疆地区的错综复杂的经济联系,明白精确地勾画出来了。魏氏在《乾隆荡平准部记》的结尾写道:“睹一支,念全体;观一隅,厪中国。益三叹于始事之固难,与终事之不易焉。”他希望并且相信,全国各地都会出现各族之间的广泛的、多方面的经济交流;而且预料到这种局面的实现是不容易的,只能是各地人民坚持不懈,贯彻始终的结果。魏氏真可算是“高瞻远瞩、举一反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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