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的产生和形成是中国古老的知识界在经过巨大的震裂以后急骤转变的结果。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欧风美雨的冲击，一大批封建文人、学者官僚在洋务运动的浪潮中，挺身冲出封建营垒，接受洋务新式教育或直接投身于近代的工商业、近代的政治、军事和科技文化事业中，由此产生了新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中有洋务派官僚、洋务派知识分子、洋务学堂培养的生员和早期的维新思想家等各类人物。本文旨在通过对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及其社会环境和条件的研究，阐述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在形成过程中的历史特征和地位，力求揭示近代历史转折关头新式知识分子群产生的必然趋势。 1 1856年——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强烈地震撼了清朝统治者中的一部分官僚士绅和社会中已经开始警醒觉悟了的知识分子。1861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资本主义列强纷纷进驻了北京，清政府被迫开放天津、南京、九江、汉口等11处沿海城市作为新的通商口岸。面对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华民族生存的严重威胁，清朝统治阵营中一部分官僚和社会上一些有识士绅纷纷提出了应变主张。李鸿章提出，“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外患之乘，变幻如斯，我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疾，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①]薛福成说：“今则西人于数万里重洋之外，飙至中华，联翩而通商者不下数十国，其轮船之捷，火器之精，为亘古所未有，恃其作力，要挟多端，违一言而瑕衅生，牵一发而全神俱动，智勇有时而并困，刚柔有时而两穷。彼又设馆京师，分驻要口，广传西教，引诱愚民，此固天地适然之气运，亦开辟以来之变局也。”[②]他认为，自古“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环大地九万里，罔不通使互市，虽以尧舜当之，终不能闭关独治”。[③]如何抵御西方列强对中华民族生存的威胁，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开明官僚、有识士绅和督抚大员们启动了使中国走向近代步入世界文明的历史车轮。自“道咸以来，中国再败于泰西，使节四出，交聘于外，士大夫之好时务者，观其号令约束之明，百工杂艺之巧，水陆武备之精，贸易转输之盛，反顾赧然，自以为贫且弱也，于是西学大兴，人人争言其书，习其法，欲用以变俗”。[④]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一次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艰难而曲折地开展起来。 为了造就精通西学的洋务人材，1862年7月，清政府在京师设立同文馆，开始只设英文馆，招学生10名，以后陆续增设法文馆、俄文馆、德文馆、东文馆、算学馆、格致馆等，学生也由初期的10人增加到100余人，开设的课程由最初的外语和汉文经学两门，又增开了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地理、天文格致等。这是近代第一所培养洋务知识分子的综合性学校。此后，各式各样的洋务学堂在全国纷纷设立。1863年上海成立广州方言馆，1864年设立广州同文馆，1865年上海江南制造总局设立机械学堂，1866年福州船政局设立船政学堂，1881年天津开设北洋水师学堂。到1894年，在整个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共设立26所洋务学堂。这些洋务学堂大多数以西学为主，对学生进行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技术方面的培养教育，直接为近代军事工业和工矿企业输送人材。洋务运动时期，各类洋务学堂究竟培养了多少生员，目前尚无确切统计，但从洋务运动后期军事、外交、工矿企业的技术骨干力量的出身分析，从洋务学堂毕业的生员占了相当的比重。 在兴办洋务的过程中，清政府还不断地派遣官费留学生到英法美等国留学。1872年，清政府派陈兰彬、容闳率首批30名幼童赴美留学，1873年、1874年、1875年每年又派30名学生赴美，这是中国官派留学生的发端。1876年至1877年，清政府又从福州船政学堂挑选优秀生徒33人分赴英法两国学习，时间3年。1876年，李鸿章派武弁7人赴德国学习军事技术。1881年，李鸿章又奏派船政学堂的学生10人分赴美德学习。在办洋务的三十年中，清政府对外派留学生虽然人数不多，但这些人在欧美接受了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回国以后，倡导西学，加入了新式知识分子的行列。 在民族危难的刺激下，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顺应时代潮流，放弃或背叛了科举道路，投身于西学，逐渐转化成新式知识分子。江西无锡人徐寿与同乡华蘅芳在西方侵略者刚刚冲开中国大门，士大夫们睡眼未开，“徒知侈张中华，未睹瀛环之大”，依然迷恋于科举俗事而“皆耻言西学，有谈者诋为汉奸，不齿不类”[⑤]的时候，放弃举业，“专究格物致知之学”，“积岁勤搜，几数学、律吕、几何、重学、化学、矿产、汽机、医学、光学、电学，靡不究原委而制器尤精”。[⑥]咸丰初年，为了进一步学习西方传入的科技知识，徐寿和华蘅芳来到上海，师从于著名数学家李善兰，后来学有所成，成为我国近代著名的科学家。郑观应、王韬、马建忠等人也是在国难当头之际放弃科举旧业投身于西学而转变成为新式知识分子的。在西学渐兴，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学面对旷古未有之变局无以应对之时，科举制度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了。彭玉麟在《盛世危言》的序言中说郑观应“少倜傥有奇志，尚气节，庚申之变，目击时限，遂弃举业，学西人语言文字，隐于商，日与西人游，足迹半天下，考究各国政治得失利病”[⑦]。郑观应在撰述自己的生平时写道：“应虽不敏，幼猎书史，长业贸迁，愤彼族人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于是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郡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⑧]这两段史料记载了郑观应从一个追求科举的旧知识分子向新式知识分子转化的历史轨迹。王韬出身于传统的儒学世家，他家世代“读书习儒业，有声痒序间”，他的父亲“著藉学官，邃于经学”，他本人18岁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县学，世人称其“文有奇气”。但是他“自少性情旷逸，不乐仕进，又不喜帖括”。他在自述其放弃科举道路时说：“时西人久通市，我国文士渐与往还，老民欲窥其象纬，舆图诸学，遂往适馆授书焉”，“荏苒至一十有三年”[⑨]。在同西人长时期接触交往过程中，王韬逐渐地放弃了科举道路，成为当时精通西学的先进的中国人的代表。马建忠在自述其转变时说，“外患方兴，内讧洊至，东南沦陷，考试无由，于汉文之外，乃肆意于拉丁文字”，“少长又复旁涉万国史事，舆图政教、历算度数，与夫水光声电，以及昆虫草木金石之学，如是者五六年，进读彼所谓性理格致之书，又一二年，而后于彼国一切书籍，庶几贯穿融洽，怡然理顺，涣然冰释，遂于汉文无异”。[⑩]1876年他随同郭嵩焘出使英法两国，详细考察了各国的“公法和律例”，后来又考得了法国语言学、“格致”、“律师”、“政治”、“出使”诸科学位，成为当时通晓西学的先进的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