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实科教学在洋务运动时期被引入中国，既有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为其理论依据，又有办洋务对应用性人才的渴求作为其社会基础。实科教学在中国普及、传播的过程中，深深地打上了民族文化的烙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实科教学体制：其一，从办学形式看，集封建性、买办性、功利性于一体；其二，确立了以“中体西用”为宗旨的课程体系。尽管如此，主导其课程设置的西学仍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教育体制，为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洋务运动 经世致用 实科教学 教育近代化 实科教学，是指在学校课程结构中以设置自然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一种分科教学形式。它的出现，是与近代欧洲工业革命的孕育和发展同步而行的。19世纪末叶，在西方列强以武力强行打开中国大门的同时，西学亦随之东渐，在国人面前展现了一片新的思想天地。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近代西方思潮如巨浪般冲击着古老中华的各个角落，导致以办洋务谋“自救”的这场经济体制改革运动被动地卷入了中西文化的碰撞之中，从而步入了一场以创办新式学堂、改革传统教育、引进西学为主要内容的教育近代化运动。从此以后，西方实科教学思想自觉不自觉地被洋务派官僚所接受，与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逐渐地相互渗透、融和。本文拟对实科教学在中国传播和应用的历史原因、发展过程、特点及其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等问题作一探讨，疏漏不当之处，请不吝赐教。 一 众所周知，作为近代中国实科教学实践基础的洋务运动，本身是19世纪50、60年代满清王朝在内忧外患形势下掀起的一场“自救”运动。洋务运动以“自强”、“求富”相标榜，从形式上看，似乎是清王朝在天朝神威败落之后做出的一种波动反应，而实际上却也是中国传统“经世致用”思想在中西文化撞击中由理论走向实践的首次尝试。所以，实科教学得以在洋务运动时期付诸应用，既有历史的文化背景，也有现实的时代要求，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有历史的可能。 首先，从历史文化背景来看，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是实科教学理论在中国传播和应用的理论依据。所谓“经世致用”，是指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在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中，儒家“重义轻利”、“重义利轻艺事”思想虽然一直占据正统地位，但与之并驾齐驱的还有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论中衍生出来的“经世致用”思想。在儒家早期的经典之一《易经》中，就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以及“变通者，趣时者也”的变易观，这种变易观，成为儒家学者服膺的真理。以后，历代有所作为的儒生都把“经世致用”作为自己奋斗的信条。如宋代著名思想家王安石，鉴于当时学者研习的学问“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故虽白首于庠序，穷日之力以师上之教，及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的状况，主张改变科举考试制度，改革学校教学内容，教之以有用的“实学”，培养学用一致、能为国家所用的人才[①]。到明清之际，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传统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那种空谈“心性”之学的风气更加受到人们的批判。顾炎武主张要“引古筹今”，以为“经世致用”。黄宗羲提出：“受业者必先宗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②] 鸦片战争后，在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际，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被一批先进的中国人进一步发扬光大，并运用于救亡图存的实践之中。魏源按照“经世致用”思想，替贺长龄编选了《皇朝经世文编》，明确提出：“善言心者必有验于事”；“善言人者，必有资于法”；“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善言我者，必有乘于物”。他还将“经世致用”思想落实到培养雪耻御侮的人才上，提出：“今夫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才不竟之谓贫……先王不患财用而惟亟人才。……官无不才，则国桢富；境无废令，则国柄强。……皇然以等食延天下之人才，人才进则军政修。”[③]魏源之所以能率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与他深受传统“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不无关系。魏源的思想在洋务运动时期被洋务派人物付诸实施。而作为洋务派主要代表人物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之所以敢在顽固派强大的压力下举办洋务，把学习西方的理论引向实践，也是以“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易思想为指导，以“经世致用”的儒家伦理为依据的。他们把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同内而“剿发捻”、“平贼氛”，外而“勤远略”、“敌外国”联系起来[④]，从而既宽慰了顽固派所维护和遵循的儒家“治平”传统，使摇摇欲坠的满清王朝得以苟延残喘；同时又使“经世致用”思想在实践层面上得以贯彻，从而达到了效法西方而“自强”、“求富”的目的。正是基于洋务派的这种思想基础，才使洋务运动以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为契机，最终导致了一场在文化教育领域里的变革。实科教学理论正是在这场变革中应运而生的。 其次，从现实要求来看，洋务运动时期对应用性人才的渴求，是近代实科教学理论得以在中国迅速传播和应用的社会基础。如前所述，洋务运动是以“自强”、“求富”为主要目标，因此，洋务运动从一开始就把引进西方科技文化等作为主要手段。然而，随着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机器设备的输入中国，掌握和运用这些先进技术设备的人才问题却越来越成为困扰洋务派官僚的难题。在洋务运动伊始，他们主要的办法是聘用洋顾问、洋技师、洋工匠和洋教官。但如此借重洋人，一方面耗资巨大，给财政上造成很大困难；另一方面洋人垄断技术，窃据要位，处处掣肘，使急于学习西方科技的中国人一直处于被动的尴尬境地。李鸿章对此深有体察，不止一次说过引进外国机器设备，或请洋师、洋匠，只能是“目前计”，而非“久远计”，必须自我制造，否则“即使访询新式，孜孜效法，数年而后，西方制出新奇，中国人又成故步，所谓随人作计，终后人也”[⑤]。况且，随着洋务企业的迅速增加和西方机器设备的大量引进，对掌握西方科技人才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正如张之洞所言：“有船而无驾驶之人，有炮而无测放之人，有鱼雷水雷而无修造演习之人，有炮台而不谙筑造攻守之法，有枪炮而不知训练修理之方，则有船械与无船械等”[⑥]。洋务企业人才的匮乏已经成了遏制洋务企业发展的瓶颈，故一些洋务大员惊呼：“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当时急务，首曰储人才”。于是，原本想通过“师夷长技”之途径，效仿西方“坚船利炮”，并据以“自强”、“求富”挽救危亡的洋务运动，却因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存在严重的人才匮乏，而自觉不自觉地步入了创办新式学堂、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培养实用人才的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