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是辛亥革命无可争议的领袖，他的革命纲领是尽人皆知的三民主义。关于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人们已做了相当多的研讨，而对民生主义及其在辛亥革命过程中的地位、意义、影响如何评估？似乎仍有讨论研究的余地。本文试图对此略做一些分析与评述，希望引起进一步的批评和讨论。 （一） 孙中山象中国历代革命领袖一样，极为关注民生问题。民生疾苦是每一次革命的重要原因。所以，寻求并许诺一种解决民生疾苦的理想方案便是革命领袖们不能回避的问题。 孙中山认为贫富不均是社会的最大悲剧，也是历次动乱和发生革命的原因。他觉得，他所领导的革命，应该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重大课题，以防止今后再发生革命。防止革命的首要办法就是均贫富，均贫富的办法就是实行民生主义。 照孙中山自述，他的民生主义思想产生于伦敦蒙难后不久。他说：“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洲，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①]可见，从那时起，民生主义已构成孙中山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孙中山又把他的民生主义与欧美社会主义思潮联系在一起。他在伦敦清使馆被拘，向仆人寻求援助时，便自称是中国社会党。说明他对社会主义早有所闻。有人据此认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的最早来源是西方社会主义。[②]但我们不能忽略，孙中山的出身背景使他一开始就考虑到解决社会民生问题。他把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制度，乃至古代的“井田”，王莽的“均田”，王安石的“青苗”，皆视为民生主义。[③]他特别关注农民的土地问题。从欧洲到日本后，他多次与梁启超、章太炎讨论土地问题。他指出：“今之耕者率贡其所获之半于租主而未有己，农之所以困也。土地国有后，必能耕者而后授以田，直纳若干之租于国，而无复有一层地主从中朘削之，则农民可以大苏。”[④]他对章太炎也说到，农民收获三分之二被田主和赋税所夺，原因即在于土地为地主私有。土地乃天然之物，不应私有，应使劳动者有平等的机会享用它，“不稼者不得有尺寸土”，[⑤]而这时在日本正有“土地复权会”在活动，其领袖则是与孙中山极其接近的宫崎寅藏的哥哥宫崎民藏。他们之间的互相沟通是不言而喻的。 冯自由还指出，这时，孙中山已表现出颇倾心于美国的亨利·乔治的土地单税论。[⑥] 孙中山融铸古今中外有关解决民生问题的各种思想学说，形成自己独特的“平均地权”思想。1903年初，在越南建立兴中会分会时，把它列入誓词之中。 孙中山有时把自己的民生主义看成是社会主义。他在1903年12月发表于《警钟日报》的《致友人书》便是如此。1905年再度欧游，他主动找到社会党总部，表明自己与他们是同一理想，同一目标的同志。但虽如此，孙中山在同自己党内同志谈话中，并不经常提社会主义。自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在《民报》发刊词中把革命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以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孙中山都以民生主义来概称自己有关社会民生问题的主张。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基本内容可作如下概述： （一）庚子前后：孙中山在同梁启超、章太炎讨论中国土地问题时，主要想法是反对或消灭地主所有制，将土地收归国有，由国家将土地租给有力耕作的农民，农民直接交租给国家，国家以此为主要收入。 （二）同盟会成立前后：同盟会成立前夕，孙中山在比利时访问国际社会党总部，解释他自己的社会革命主张时说过土地全部或大部为公共所有，就是说很少、或没有大的地主，但是土地由公社按一定章程租给农民。 同盟会成立后，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演说中，在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均甚明确提出核定地价，原价归原地主，涨价归国家，国家可以按价收买，并且突出了土地单税论的主张，即国家单收地租一项，“现今苛捐尽数蠲除”，“把几千年捐输的弊政永远断绝”，“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之国。”[⑦] （三）其他革命党人关于民生主义的阐释：民国成立前，孙中山没有很具体地谈论对资本家的政策。他认为工商业者靠自己的才力获得财富，与地主依靠本应属全体人民所有的自然资源——土地的垄断以获得财富不同。但同盟会成立后，他的几个热心宣传民生主义的战友，如胡汉民、朱执信、冯自由等却都明确地提到大资本国有的主张。我们可以推想，孙中山是同意他们的说法的。倘他认为胡、朱等人说法原则上有违他的本意，是不会不过问的。但孙中山本人确实在民国成立前极少谈论资本家的问题。这可能是因为：（1）他认为中国的资本家尚未出世，此问题尚非当务之急。（2）革命经费主要来源于华侨资本家，大谈资本国有会伤害华侨资本家支援革命的积极性。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一度认为，民族、民权两大任务已完成，实行民生主义成为主要课题，一旦实行民生主义，资本家会应势而出，故必须筹谋对策，乃特别宣传大资本国有，私人不得操纵国计民生的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