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三分之二个世纪前，伟大的爱国者、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逝世。从那时到现在，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类在进步的道路上艰难跋涉，迈出了重要的步伐。然而，无论是风云变幻的动荡时代，还是曲折顿挫的历史行程，都未能使孙中山的形象和业绩有所淡化。恰恰相反，他的理论和实践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理解和赞颂。这种广泛的认同，覆盖了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层次的国家。他依然生活于现实的舞台。他的精神遗产仍在闪烁着光芒。 历史人物在时空两个方面具有如此的持久、普遍意义，无疑是颇为罕见和难能可贵的。这种现象既非偶合，也非后来人们单纯的功利主义使然。其主要原因在于：孙中山毕生追求和为之奋斗的独立、民主、富强的课题，对于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都是社会进步的标志；而即使在发达的国家内，也应是继续实现和被崇奉的准则。他从来都是把中国问题的“真解决”置于世界的范围，并从宏观视野去考察中国与世界密不可分的联系，洞察“世界潮流”的大趋势，摒弃“荒岛孤人”式的封闭；但又立足于中国的国情，“走自己的路。”他从不把自己的活动局囿于国内，而是融汇于亚洲和一切被压迫民族以及进步人类的斗争之中，其足迹遍及世界的主要国家，与国际友人保持着密切的、相辅相成的双向关系。 他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又是世界性的巨人。 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中，他的思想仍然具有生命力和魅力。 （二） 孙中山的理论与实践之所以具有持久、普遍意义，首要的原因在于他的事业——挣脱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枷锁，争取独立、民主和富强乃是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进步发达的必由而又漫长之路。尽管由于社会制度的岐别和发展层次的差异，定会赋予这些基本课题以不尽相同的内涵和形式，但却概莫能外。从19世纪以迄今日乃至21世纪，孙中山为之奋斗终身的目标必然依旧具有现实意义。 当孙中山踏上近代中国的政治舞台时，古老的帝国正在处于从封建“末世”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崩解过程。近代中国的发端颇为意味深长，新的历史阶段的帷幕开启既非生产力的突变所导致，亦非以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为契机，而是由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所拉动。强大的外铄作用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进程，使之循着独特的轨道形成畸形的、过渡的社会形态。虽然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在客观上促进了传统社会经济的瓦解和近代资本主义的萌发，但更为重要的是它以“残酷的统治”截断了中国社会正常发展的途径。外国侵略者同本国统治者逐步结成同盟，阻抑着任何真正的变革，维护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秩序，使得中国缺乏完整的独立和起码的民主，并陷于贫困落后的状态。严峻的现实是：只有砸碎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沉重镣铐，彻底改变现存社会秩序，中国才能踏上近代化的路程，得到拯救和发展。正如马克思在论述印度的命运时指出的，中国人民也未能在失掉“旧世界”的同时轻易“获得一个新世界”，必须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才能收取“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①]。 在19、20两个世纪交接时刻，孙中山和一切先进的中国人士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建立独立、民主和富强的新中国。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以比较完全意义的理论和实践，超越了旧式农民战争和维新运动；同时，又为后来的民主革命新阶段开拓了道路。他所倡导的民主革命运动——从辛亥革命到国民革命——贯串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进程中的两个时期，成为中国走出中世纪、挣脱殖民主义与封建主义桎梏，开始踏上近代化的重要阶梯。他的炽烈的爱国主义、高昂的民主精神和臻于富强的热望，显然具有巨大的积极意义。 民族独立和解放，无可置辩地构成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首要课题。民族矛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居于突出地位，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在多种社会矛盾中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同时，多民族的清帝国内部还存在着满洲贵族同汉族以及其它少数民族的矛盾。两种矛盾越来越纠结在一起，彼此依存，相互利用——外国侵略者把国内统治者作为殖民主义的社会支柱；国内统治者则把侵略者引为主要靠山。近代中国社会不仅在对外意义上是备受侵凌的半殖民地，又在对内意义上是满洲贵族“宰制于上”的民族牢狱。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孙中山首先揭橥了“民族革命”的旗帜。他和他的战友们的民族主义理论和实践具有新的内容和形式：既承袭了广泛流传于农民和社会下层分子中间的“民族思想”，又淘汰了“笼统的排外主义”和“宗法”色彩；既接受了维新派把民族独立与社会变革密切联系起来的观念，但摒弃了政治上君主立宪的妥协倾向；当然，其中更多的是“从欧美吸收解放思想”。在清朝末期，“反满”曾是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这不仅由于以满洲贵族为首的清朝统治者推行民族压迫政策，还因为这个政权以朽败透顶的“治绩”为侵略者的强盗行径提供了可行性，逐步成为殖民主义者的“鹰犬”，堪称“洋人的朝廷”。“反满”涵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在当时起到了广泛的动员作用。挣脱殖民主义枷锁，避免“瓜分”、“共管”的厄运，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则是民族主义的又一主要内容。尽管这个课题在当时尚未被置于应有的首位，但它无疑是民族主义的主旨。从兴中会宣言到同盟会政纲，救亡图存的主线一以贯之。事实上，“外邦逼之”与“异种残之”始终是“民族主义”“殆不可须臾缓”的两个主因。他的民族主义虽然还带有局限性，主要是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帝口号，并将首要任务归结为“先倒满洲政府”，从而不能体现近代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主流。此外，这种民族主义也揉杂了某些大汉族主义、种族主义因素。但是，孙中山倡导的民族主义仍无愧为一面战斗的旗帜：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民族矛盾，集中了群众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摆脱民族压迫的意愿，概括了“民族革命”的任务，把民族解放运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