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升。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中国社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社会发展从以经济建设为重心逐渐转向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协调发展。建设高质量的现代社会，享受美好生活成为当前人们的普遍追求。 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内，人们通常仅凭借经济发展水平来衡量一个社会的整体发展情况。崔岩等认为评价社会质量发展好坏并不能单纯依靠经济这一单一指标，而应当采用多重维度对社会质量进行综合评定(崔岩、黄永亮，2018)。对“90后”的青年群体而言，他们成长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成长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之下，新的社会时代培养了当代年轻人更为多元化和结构化的社会评价体系。一方面，他们正处于接受主流社会教育的人生阶段，九年制义务教育以及高等教育对其社会认知、社会评价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以及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也使得这部分年轻人能够更为快速、广泛地获取社会上的多元信息，而这些社会信息在一定程度上会对青年群体的社会评价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随着越来越多的“90后”青年群体陆续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在社会各领域中也逐渐承担起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范雷认为青年群体是社会发展中的一股新兴力量，这股力量一旦参与到现实的社会运动中，便具有了标定自身代际属性同时影响社会未来的发展能力(范雷，2012)。因此，作为未来社会的主力军，青年群体对当前社会质量发展状况评价的好坏对社会稳定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要准确把握青年群体的社会需要，提升其社会质量评价水平。 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2017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7)的数据，分析和讨论“90后”青年人群与非“90后”人群对社会质量的不同维度在社会整体发展中的影响效应的认知差异情况，以期了解当代青年群体的新的社会需求，为提高青年群体对当前社会发展质量的评价水平，提升社会整体发展质量，推动现代化的高质量社会的建立提供理论依据。 一、文献综述 20个世纪90年代，欧洲社会发展出现危机。欧洲学者究其原因发现，欧洲社会长期以来过于注重经济发展而对社会发展有所忽视，其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呈现不匹配的状况。在这一社会背景下，欧洲部分学者提出了社会质量理论，其理论提出的初衷是希望寻求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均衡发展，其目的是通过政府颁布实施相应的社会政策来维护社会平等和正义(Beck et al.，1997)。社会质量理论提出之后，欧洲学者们纷纷对其展开了相关研究，在欧洲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欧洲社会政策的制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最近几年，中国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一些社会问题也逐渐凸显。因此，国内学者将社会质量理论引入中国，对其展开相关研究，希望通过其指导中国实践，解决当前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林卡，2010；张海东，2011；崔岩、黄永亮，2018等)。 (一)国外相关文献 1997年6月，荷兰在担任欧盟理事会主席期间提出了《阿姆斯特丹社会质量宣言》，第一次正式对新的政策提出了呼吁，同时也是第一次提出社会质量这一理论概念(IASQ，1997)。所谓社会质量是指“个体在参与社会、经济生活中基于来自社会、社区等各种限定性条件为提高个体生活和潜能所具有的能动空间”(Beck et al.，2001)。宣言中提到“欧洲社会正出现越来越多的乞讨者和流浪者，与此同时，社会上的失业人群和陷入贫穷的人群也在不断增加，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情形。我们希望欧洲社会既是一个在经济上获得成功的社会，同时也是一个具有较高社会质量的社会”(IASQ，1997)。随后，欧洲社会质量基金会分别出版了两本有关社会质量研究的专著：《欧洲的社会质量》(The Social Quality of Europe)(Beck et al.，1997)和《社会质量：欧洲愿景》(Social Quality：A Vision for Europe)(Beck et al.，2001)，对社会质量的理论、概念、研究范围及政策实施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此外，《欧洲社会质量》(The Europ Journal of Social Quality)期刊也于1999年正式创办，欧洲学者在此期刊上发表了大量有关社会质量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的学术成果。这一时期欧洲社会质量的研究成果对欧委会的政策制定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Nectoux et al.，2003)。如德米尔和法雷尔研究指出要提高欧洲社会质量，提升社会包容水平，需要寻找出真正、可衡量的指标来制定反贫困政策以改变社会上被排斥的妇女和儿童的生活条件(Demeyer & Farrell，2005)。沃德则提出社会质量理论作为研究与政策实践之间的“知识转移”机制，在公共卫生领域具有巨大潜力，可以为公共卫生领域政策实施提供理论框架(Ward，2006)。之后一段时间，欧洲学者们在社会质量理论的理论框架指导下，对如何构建一套综合性和科学性的社会质量指标体系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探讨。这也为欧盟14个成员国在欧委会的财政支持下研究和应用社会质量的四个条件性维度铺平了道路(Gordon，2005)。从社会质量指标体系的具体研究维度来看，各国学者从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四个维度出发，对社会质量具体的次级指标进行更为细致的划分并作了深入研究(Maesen & Walker，2005；Spicker，2014；Giambona & Vassallo，2014；Herrmann，2005)。最近几年来，国际社会质量理论的研究方向正逐渐转变为对国际间社会质量的比较研究以及如何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质量的提升研究(Walker，2011；Herrmann，2012；Maesen，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