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儿童是我国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一个特殊的、庞大的群体，这一群体的大部分与农村留守儿童具有一体两面的性质，同属于农民工群体的劳动力再生产问题。马克思认为，劳动力的再生产和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它们共同构成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决定性条件。而劳动力再生产包括：劳动者自身体力和智力的恢复和保持，新一代劳动力的再生产及教育和培训的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近几十年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秘密就在于，城市和工业部门的快速发展是以仅负担农民工群体自身劳动力的再生产为代价的，而把下一代劳动力的再生产的成本通过置于农村地区(留守儿童群体)或在城市中设置学籍障碍(流动儿童群体)而降到最低的程度。由此，流动儿童问题构成为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议题。 近些年来，中国学术界对于流动儿童群体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从《中国知网》检索，以“流动儿童”为主题的文章有6328篇，1989年只有1篇，以后逐年增加，2006年开始爆发式增长，近两年达到峰值，其中2017年度发表540篇。这些研究分布在教育学、心理学、医学、人口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在社会学领域，流动儿童主要是作为农民工研究的子题而受到关注的，因此，社会学关于流动儿童的研究主要着意于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社会排斥与社会融合等学术命题，这些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是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比如：究竟是城乡结构(表现为户籍和学籍制度)还是阶级结构导致了流动儿童的弱势群体状况？区域差异(东西部)和产业结构对流动儿童的教育与就业的影响如何？流动儿童社会状况与全球化劳动力市场存在怎样的隐秘关联？等等。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具有明显的结构性视角特征，对洞悉流动儿童社会问题的结构性和制度上的根源有很大助益。然而，这一视角的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它们很少触及流动儿童鲜活的社会化经历以及相关联的个体意识和群体文化等议题。因应这一问题，近些年兴起了流动儿童“反学校文化”研究这一新焦点。本文试图首先追溯国内学界关于流动儿童研究的源流，重点评析社会学相关研究的特征，尤其“反学校文化”研究的得失。在此基础上，本文倡导一种积极的流动儿童群体文化研究范式，以期拓展这一议题研究的新领域和新视角。 一、流动儿童研究溯源 目前我国学术界对“流动儿童”这一概念尚无统一界定，他们被称为“流动人口子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打工子弟”等。1998年由国家教委、公安部联合颁发的《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中规定：“本办法所称流动儿童少年是指6至14周岁(或7至15周岁)，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地暂时居住半年以上有学习能力的儿童少年。”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中，“流动儿童”年龄被界定为0-17岁，其中0-17周岁流动儿童规模为3581万，0-14周岁的流动儿童规模为2291万。2013年全国妇联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中，流动儿童指的是随务工父母到户籍所在地以外生活学习半年以上的儿童，儿童年龄界定在18岁以下(0-17岁)。基于此，流动儿童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虽然户口在农村却在现居城市学习的儿童，即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我们通常把他们称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打工子弟”等；另一类是由于城市内或城市间搬迁等原因导致户籍地与居住地不同的儿童，我们称之为城市内部流动儿童。大多数流动儿童来自农村，在0-17周岁的流动儿童中，户口性质为农业户口的流动儿童占80.35%，非农业户口只占19.65%(段成荣等，2013)。目前，对流动儿童这一群体的研究多数集中在6-14岁义务教育阶段，对学龄前(0-6岁)以及大龄流动儿童(15-17岁)的研究相对较少。然而，义务教育只是流动儿童问题的阶段性表现，随着流动儿童年龄的增大，今后一段时期更突出的将是大龄流动儿童的问题(段成荣，2008)。随着举家流动的规模和比例逐渐加大，很多孩子从一出生就在流入地，学龄前流动儿童的社会化经历也值得重视。 在社会科学领域，我国最早关注流动儿童问题是1994年《天津教育》上华耀龙介绍天津市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入学问题的经验。第一次较为系统地介绍我国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文献是1995年刊于《中国教育报》的文章《流动的孩子哪上学——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探讨》。自此，这一问题开始引起教育行政部门、教育理论界的关注(周皓、荣珊，2011)。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首次提出了“两为主”政策，即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城市公立学校接收为主。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发布《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和《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再次明确了“两为主”政策。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首次将流动儿童义务教育作为公共服务的内容提出。此后，流动儿童问题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从边缘走向了中心。 由此可见，学界关于流动儿童问题的研究是随着现实问题的突显和重大政策的出台而逐步深入的，最早的研究集中在受教育状况问题上，而后逐渐扩展到流动儿童发展的各个方面，包括卫生健康、人口特征、群体文化、社会融合等议题；参与学科也呈现多元和交叉趋势。流动儿童主题乃至概念的变化反映出不同时期学者对该群体研究旨趣和关注重点的变化。 在受教育状况问题上，国家“两为主”政策试图为流动儿童在城市就学提供保障，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也作出了明确规定。然而研究表明，这些政策并未得到很好执行，流动儿童在城市接受教育依然困难重重。调查发现，有6.9%的在京流动儿童从未上过学，2.4%在完成义务教育之前就已辍学，高年龄组子女辍学失学的问题更为紧迫(海闻等，2014)。家庭教育方面，家长无法为子女提供相对稳定安静的生活和学习环境，还受到来自外界的干扰和影响(王慧，2014)。同时家长与学校缺乏合作，家长参与方式单一，家校教育理念差异也对流动儿童的学习造成一定阻碍(李家成等，2015)。政府应对打工子弟学校加大改造力度，增进流动儿童与所居住社区的融入(姚晓丹，2012)。同时，公立校中流动儿童的学校适应优于打工校，因此要充分发挥公立学校主渠道作用，增强其吸纳流动儿童入学的能力(李晓巍等，2009)。 在卫生健康问题上，流动儿童研究既有体质健康方面又涉及心理健康方面。受到父母文化程度、经济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流动儿童社区保健服务利用率、保健知识知晓率、疫苗接种率等均低于户籍地儿童(高春梅、杜亚平，2017)。另一方面，有关研究显示，相对于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外界环境条件的改善为他们积极心理的发展和认知能力的提高创造了机会(申继亮等，2015)，其中公立学校中流动儿童的心理状况优于民工子弟学校，个体和群体幸福感相对较高(刘霞等，2013)。然而，心理学研究普遍表示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如城市儿童。此外，也有研究显示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与认同整合呈显著正相关，与低认同整合者相比较，高认同整合流动儿童对城市儿童的人际关系和学习成绩的评价更为积极(倪士光、李虹，2014；李虹等，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