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59,K3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19)03-0018-26 日本天皇制通过战后《日本国宪法》的界定以象征天皇制的形式维系下来，较之战前，天皇的权力及地位在战后发生了显著变化，天皇成为依托民意而存在的“象征”。昭和天皇跨越了不同宪法体制的两个时代，从战前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转变为战后并无实际权能的“象征”。昭和天皇在履行新宪法所赋予权能的过程中，如何具体发挥“象征”作用，是研究战后象征天皇制的重要课题。换言之，昭和后期的天皇制如何继承维系昭和前期的天皇制，昭和天皇实际履行“象征”权能的动向十分引人瞩目。 1989年1月，随着昭和天皇去世，明仁天皇即位，平成时代拉开序幕。明仁天皇主导的象征天皇制，在发挥“象征”作用上具有“继承性”、“革新性”、“大众性”及“世俗性”等鲜明特征。基于昭和天皇与明仁天皇的比较视角，是本文研究的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通过系统梳理平成30年间明仁天皇在严谨传承“宫中祭祀”，依循成例接受“内奏”和“侍讲”，热衷开展“皇室外交”①树立国家元首形象，巡回进行“慰灵之旅”以祈求和平，不断拓展“公务行为”履行职责，通过电视讲话流露“生前退位”意向，积极运用“大众媒体”表述心迹等活动，揭示平成时代象征天皇制的“继承性”和“革新陛”的发展特征，进而总结象征天皇制“平成风格”的主要表现形态。 一、战后象征天皇制的“象征”内涵考略 象征天皇制的法律规范主要是《日本国宪法》。可以说，昭和天皇是日本从战前神权天皇制②向战后象征天皇制过渡的核心人物。战前天皇以“现人神”自称，1946年1月《凡人宣言》声明天皇人格化。昭和天皇从战前拥有至高无上权力和神圣权威的“神性存在”，转变为战后仅仅作为日本国和国民统合的“象征存在”，对于颇具权力欲的昭和天皇而言，显然一时难以适应。昭和天皇在秉承盟军总司令部(GHQ)意愿的基础上诠释和践行的“象征”作用富有自身特色，具体而言是深居简出，高度关注日本的内政和外交的发展动向。平成时代来临后，明仁天皇在维系和传承昭和天皇诸多成例和惯习的基础上，通过不断拓展“公务行为”边界，为发挥“象征”作用赋予了全新内涵。 (一)“象征”的符号意蕴及其国民统合功能 所谓“象征”，是指表示某种事物的“符号”，即将肉眼无法看到的抽象之物，以能够看得见的具体之物来指代而使用的“符号”，譬如通常以鸽子“象征”和平。因此，天皇即是直观地体现作为“国民统合象征”的具象“符号”。③在宪法学专业书籍中，所谓“象征”乃是意味着将“抽象性、无形性和非感觉性之物具象化为具体性、有形性和感觉性之物的媒介物”。④君主制国家的君主本身被赋予象征的地位和作用，但在明治宪法体制下，由于“总揽统治权者”的政治地位更加突出，“象征”的作用被遮蔽起来。“正是由于《日本国宪法》规定天皇并无参与国政的权能，‘象征’的地位才被充分地凸显出来。”⑤“象征”富有“形式性”、“仪式性”和“礼仪性”特征，是宪法赋予天皇的“属性”，与天皇行为毫无关系。无论是从事国事行为，还是从事非国事行为，甚或什么也不做，天皇始终是象征。天皇作为象征的事实，与天皇开展的具体行为分属不同的范畴。⑥ 昭和天皇与明仁天皇，虽然同处一部宪法约束之下，但受思想理念、教育背景、人生阅历及性格禀赋等因素的影响，对于象征天皇制中关于“象征”作用的推进路径，有着迥然有异的领会及体悟。昭和天皇着重依托自身富有的“神圣性”及“权威性”，试图在战后依然从幕后主宰日本的政治和外交走向；明仁天皇则展现出“世俗性”和“亲民性”特质，主动接近民众，将关心国民疾苦放在首位，注重以身体力行的亲民形象教化和感染国民，旨在增强皇室与国民之间的联系，为维系和巩固天皇制筑牢民众支持的根基。 (二)两位天皇履行“象征”职能之比较 昭和天皇即便在新宪法下成为“象征”，但考虑到天皇本身所具有的权威以及强大影响力，战后依然倾向于保持这一状态，宫内厅也为此积极行动。昭和天皇十分关注战后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问题，他积极策应美国保留冲绳作为军事基地的动议，为构建日美军事同盟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昭和天皇而言，反对苏联以及与美英合作是向以前政策的一种回归，由于前期背离了这一政策才导致日本的灾难，所以绝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再次发生。⑦ 从战后昭和天皇的言论和行动来看，并未由于是“象征天皇”而在参与国政问题上有所顾忌，尽管与战前相比他保持了某种程度的克制，但还是明显体现出以英国式立宪君主制和“国会主义式立宪君主”的风格。⑧可以说，昭和天皇在战后依然秉持“总揽统治权者”时代的思维方式，有意识地发挥政治权能。 1984年4月6日，明仁皇太子在会见记者时表示：“日本皇室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掌控政局的时期极为短暂是其重要特征，我认为在外国也无此先例。位居脱离政治的立场之上，时常将国民疾苦萦绕于怀，这些历代天皇的事迹，正是表达‘象征’这一词语最为契合的应有状态，我也认为作为日本皇室的理想形态理应如此。”⑨明仁皇太子推崇的天皇远离政治的文化传统，为象征天皇制应具有的“非政治性”与“亲民性”特征等赋予了历史依据。 明仁天皇理解的所谓“象征”的核心在于，“为了克尽国民统合象征这一职责，应该秉持始终与国民同在的思想意识”⑩。明仁天皇认为，“象征行为”的主要表现即与国民保持接触，体恤国民情绪，从国民意识的根基层面开展工作，通过形成、维系和强化与国民之间的纽带，从中探寻出自身的存在价值。2009年11月12日，明仁天皇在即位20周年会见记者时回答：“我在这20年时间里，深思漫长的天皇制的历史，时刻思虑国民，一直追求作为‘象征’被期望的天皇的理想状态，直至今日。至于提问中所言及的平成的象征形象问题则未予考虑过。”(11)天皇在此明确否定所谓“平成风格”的说法，而是强调与国民之间的关系，对于自身持续探索开展的“象征”事迹加以确认。同时，明仁天皇所提及的天皇制历史，意在阐明天皇制并非自身独创的事物，而是在历史当中自然形成的。由此可见，即便是对于天皇而言，“象征”也并非一成不变的固定概念，“象征”职责的内涵及外延，实际上是位居象征地位之上的天皇本身在不断探索和持续行动的过程中形成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