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日本政府开始积极谋求政治大国、文化大国、军事大国。在学术领域，基于战后高速增长和经济奇迹的根源探寻，一些日本学者开始高度关注战时经济体制，着力强调日本当代经济体制的继承性、连续性和异质性，并有意“淡化”或选择性“遗忘”战后改革的历史事实。这种人为剪裁日本历史发展过程的研究方法，一定程度上误导了日本国民对战后改革、战后七十年发展道路的客观认知。 如何全面认识日本的战后改革，如何科学评定战后改革的性质及其历史意义，不仅直接关系着如何正确认识战后日本的国家性质和发展道路问题，也关系着如何正确理解当代日本的社会思潮和未来战略走向。本文试图在系统梳理国内外关于日本战后改革的研究动态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战后初期的财产税法及其对战后改革的影响，重新探讨日本战后改革的性质，以期进一步揭示日本战后改革的历史本源。 一、日本战后改革研究中的论争、反思与疏漏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在美国占领军主导下，日本政府通过实施财产税法、解散财阀、农地改革、教育改革、劳动立法等措施，推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后民主改革。战后初期，日本学界对战后改革给予了高度评价，强调日本战后改革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①20世纪60年代前后，井上清等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战后改革基本持肯定态度。20世纪70年代以后，与山田盛太郎等基于“结构论”视角的战后改革研究不同，以大内力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注重从“机能论”和“发展阶段论”视角开展战后改革研究，强调战前与战后的连续性，主张战后改革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程中的一场变革。因此，围绕战前体制和战后体制的连续与断绝问题，日本学界出现了结构论与发展阶段论的论争。②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后现代理论和民族国家论的兴起，日本学界出现了一股对战后体制追本溯源的学术反思，并先后提出了战时体制源流说、1940年体制说、总力战体制等论说。冈崎哲二等西方经济学派强调现代日本经济制度的源流在于战时经济的计划性和统制经济模式。③野口悠纪雄认为战后日本经济体制源于战时的“1940年体制”。④山之内靖主张现代社会制度的出发点不是战后改革，而是动员社会整体进行战争的合理化的总力战体制。⑤上述研究借助后现代理论、现代化理论等时髦词语，过度注重日本经济体制的自我衍生和进化，强调战时体制与战后体制的连续性，有意否定或淡化美国占领时期实行的战后改革。 上述学说的提出，虽然一定程度上迎合了经济大国时代日本社会的自负心里，但却遭到了许多日本经济学家的批判。桥本寿郎认为，“1940年体制无法直通现在”，战后改革是“资本主义史上最伟大的实验”⑥。浅井良夫认为：“战后经济改革是伴随着私有产权大规模转移的经济社会变革。通过财阀解体和禁止垄断政策，相当于股份公司资本42％的股票成为强制转让对象。农地改革使全国80％的出租耕地被强制转让。这种大规模的改革在社会经济秩序稳固时是不可能出现的。”⑦森武麿指出，“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总力战论、现代化论和现代经济体制战时源流论等，通过提倡战时和战后的连续性，试图将战后改革的壁垒无限接近于零”⑧。 在国内，对日本战后改革的研究，主要围绕民主宪法、解散财阀、禁止垄断、农地改革、教育改革等问题展开。俞辛焞著《试论日本的战后改革》一文，系统论述了日本战后改革的主要内容、性质和推动力量，强调“战后改革是明治维新的最终的归宿，完成了维新以来日本近代的历史过程，因此它在日本历史上是个划时代的改革，其改革的性质是反封建、反军国主义、反法西斯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⑨田桓强调：“日本战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在日本彻底扫清封建残余势力，完成明治维新以后应该完成而未能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任务。”“战后体制改革是不亚于明治维新的一次社会大变革”。⑩针对1990年以来日本学界出现的否定和“淡化”战后改革的研究趋向，杨栋梁强调：“战后日本的经济制度及经济体制变革，意味着经济领域发生了一次革命性的变革。”战时经济体制的某些要素虽然对战后体制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战时源流说”和“1940年体制说”存在明显缺陷。(11) 与上述战后改革研究的视角不同，吴杰认为，“应该肯定战后改革的积极作用，但是还应该注意其局限性。”“有些论述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发展的著作对战后改革作了过高的评价。有不少论文纠缠在派系性的学说论辩之中，进展较慢”。(12)张健基于日本战后改革的不彻底性，认为“日本的战后改革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改革。改革不同于革命。改革是在原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框架内进行的”(13)。冯玮强调，日本战时经济体制是战后经济体制的原型，二者并没有因为战后改革而割断，是一种“持续”关系，(14)这种观点比较接近1990年以后日本出现的战时体制连续说。 国内外关于日本战后改革的研究，尽管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各异，侧重点也不尽相同，但都疏漏了一个影响日本战后改革性质及其进程的重要内容，即1946年实行的财产税法。战后改革初期，以大内兵卫等为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积极倡导并推动了财产税法的出台。日本一些研究成果虽然涉及1946年财产税法的相关问题，但多是一些解释性资料，缺乏系统论述。1975年，高石末吉出版《梦幻的财产税：失败的战后混乱收拾政策》，系统研究了1946年财产税法出台、实施等历史过程。但是，囿于作者本身的立场和视野，该书并未深入论及财产税政策与战后改革的关系。高石末吉认为：“财产税是日本国民经历的一场噩梦。从结果看，国民从来没有遭受过如此重大的牺牲。”(15)作者明显是站在有产者的立场上，根本否定1946年财产税法的历史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