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认同(ethnicity)一是指对于所属族群的自我认知，二是指族群在互相交往中，构建自我和被另一族群构建特征的动态过程①。公民权被做是“罗马人”认同的标志，芬利就把“罗马人”认同归结为“公民身份”：“他们既不是一个民族，也不是一个种族，而是一个正式定义的团体，即罗马公民团体的成员……公民身份承载许多活动领域中一系列关联的特权和义务，这些特权和义务是由法律界定，而且严格保护起来的。这是严格意义上的等级资格，尤其是在‘外来者’的人数开始显著增加的时候。”②霍尔(Jonathan M.Hall)也认为法律意义之下的公民身份是罗马人认同的方式，与希腊文化圈以神话血统作为纽带的民族认同方式不同，罗马人缺乏以神的血统作为纽带的“民族内核”，其认同从很早开始就是基于拉丁人(Latins)、萨宾人(Sabines)、埃特鲁利亚人(Etruscans)等民族在法律关系之下的联合，霍尔把它归纳为"Romanitas"(罗马性)，即作为一个缺乏民族内核只是在法律状态下的文化联系③。实际上，把公民身份作为罗马人的认同源于罗马历史书写过程中对罗马人自我身份构建的结果。然而，正如邓奇(Emma Dench)所说，流传下来的古代作家的作品大多完成于公元前1世纪之后，此时意大利通过获得不同程度的罗马公民权已成为一个整体。因此，关于谁是“罗马人”，古代作家关于罗马人一开始就是公民身份的看法很容易被现代读者看做“自然的”身份认同④。显然，公民权作为“罗马人”身份标志出现的时间可能在公元前4世纪之后，特别是同盟战争时期，其目的在于回应当时最受关注的关于公民权的争论问题。把公民权与罗马建城直接联系起来，是古代历史学家从对当时情形的认知出发，对罗马早期历史进行的重构。在关于罗马建城的书写中，半人半神的英雄罗慕路斯成为重构的中心，围绕他的出生和功绩构建起罗马国家的形象，构建作为“罗马人”具有的特征。这些构建带有为罗马国家和民族辩护的色彩，同时培育了以意大利人为核心的爱国主义情感。 罗马早期历史因为缺乏文字材料处在迷雾之中，但是公元前1世纪的古代作家却都完整地叙述了建城历史。他们一致认为，罗马城市第一个建立者是罗慕路斯，他和孪生兄弟勒莫斯(Remus)是战神马尔斯和维斯塔贞女西尔维娅(Rhea Silvia)的儿子。双生子一出生就被扔到台伯河，被来此地喝水的母狼哺育，后被牧人抚养。之所以被丢弃，是因为他们的外祖父努米托尔(Numitor)的王位被兄弟阿米利乌斯(Amulius)阴谋篡夺后，为了清除努米托尔的后人对王位的威胁，阿米利乌斯迫使努米托尔的女儿西尔维娅成为维斯塔贞女。努米托尔属于阿尔巴(Alba)王统，埃涅阿斯的儿子，尤路斯(Iulus)是阿尔巴城市的创建者。阿尔巴是拉提乌姆(Latium)地区最主要的城市。从埃涅阿斯和尤路斯之后的第七代是阿米利乌斯。罗慕路斯长大后推翻阿米利乌斯统治，复归王位于外祖父努米托尔，并在他和勒莫斯被丢弃的台伯河附近建造一座新城。由于都希望获得神兆，罗慕路斯在帕拉丁山，勒莫斯在阿芬丁通过鸟兆观察神意。勒慕斯先看见6只鸟，但是罗慕路斯强调说，尽管他的鸟兆后出现，但是他看见12只鸟，这样，罗慕路斯获得建立新城的资格。罗慕路斯希望他所建立的新城将被证明是好战的，因为鸟习惯于血和捕食。罗慕路斯在建城时，当时的人们认为，一座防御土墙就能够保卫城市，因此开始建造城墙。勒莫斯从罗慕路斯建造的城墙上跳过并因此被杀，他成为第一个用鲜血为新城献祭的牺牲。因为城里缺乏居民，罗慕路斯建立的新城实际上是空的。于是，他在附近一带的树林里建了避难所(Asylum)，很快就有很多已经聚在那里的人们涌进城里，这些人包括拉丁人和托斯卡纳(Tuscan)牧人，甚至还有跨海来到这里的人，如弗里吉亚人(Phrygian)，他们是在埃涅阿斯的带领下来到这里的，而阿卡迪亚人(Arcadian)是和埃万德尔(Evander)一道来到这里的。罗慕路斯聚集他们，形成了由各种人群组成的共同体。但是，如果只有男人，罗马只能持续一代，罗马人便向邻邦人寻求妻子，但是遭到拒绝，因此便使用武力抢夺妇女，这一行为带来了战争。罗慕路斯用计谋劫掠萨宾妇女为妻子，最后，罗慕路斯和塔提乌斯(Tatius，萨宾国王)订立和平条约，萨宾人离开家乡移居到罗马，萨宾人与他们的女婿(罗马人)分享财富。他们的力量迅速增长，王(罗慕路斯)为国家做了这样的安排：年轻人(20-40岁)按照部落分组，负责参加步兵和骑兵抵御来犯者，但是国家政策的制定权在老人们的手上，他们被称为“父辈”，在国家中具有权威，并且因为年长而成为“元老院”成员⑤。 罗马建城是关于背叛和复仇的故事，现代学者往往把建城故事看做公元前4世纪后期大希腊地区的反罗马宣传，是仇视罗马的反映。但是，从李维和普鲁塔克都把萨宾妇女被劫事件与罗马婚姻的起源联系起来看，这一观点未必正确。李维叙述：“据传，有个姿色和美貌远超出其他人的少女，被某个叫塔拉西乌斯的手下的一伙人抢走；当许多人询问他们把她劫持给谁时，为使谁也不能侵害她，他们反复喊道，是劫持给塔拉西乌斯的；这种喊叫由此成了婚礼上的喊叫。”⑥普鲁塔克也叙述道：“这样一来，从古到今罗马人在举行婚礼时一直保持着呼喊塔拉西乌斯这一风习，就像希腊人呼喊许墨奈乌斯一样；因为据说塔拉西乌斯得到这样一位娇妻是幸运的。”不过，普鲁塔克同时记载了另一种说法，他的朋友、一位学识高深的迦太基人告诉他，塔拉西乌斯是罗慕路斯给那次抢劫中定下的一句口号：所有抢到了少女的都呼喊“塔拉西乌斯!”⑦ 尽管有许多不确定，但是关于罗马建城的传统叙述中包含的三个方面的内容对于罗马人身份认同的理解有着明确意义。第一，城市的神圣性质。罗马城市创始者有着神圣血缘，他属于半人半神的精灵。“有城墙环绕的城市”的最原初“边界”是绕城一圈神圣不可触犯的地带，即受神明庇护的地带⑧。第二，母狼与罗马人的民族特性。他们是母狼和战神马尔斯的种族和后裔，好战、嗜血。第三，罗马人的组成。罗马人是意大利人混合而成的整体，罗马是一个开放和多元社会。罗慕路斯建避难所和对萨宾妇女的劫掠以及之后与萨宾人的融合，形成了以血缘为基础的公民社会。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既有真实历史留下来的痕迹，又有罗马人在不同时期对自我认同的构建。 关于双生子成为群体领袖、被母狼哺育以及建造带有围墙的城市(Urbs)，这些故事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成分，很可能是印欧人的生活方式在拉提乌姆地区留下的印记，之后升华为地方神话。现代学者研究发现，印欧人群中的未成年男性往往会在居住中心的边缘地带集聚成群，新的聚居地会吸引周边逃亡奴隶、罪犯和逃亡者的到来。这些聚到一处的年轻人可能成为贵族或者国王的侍从。罗慕路斯和勒莫斯率领的年轻人和逃犯可能就是这样的群体，他们的建城故事也可能源于印欧人的传统故事⑨。同类故事在印欧人群的其他地方也有流传，如波斯大王居鲁士、阿卡德王国的建立者萨尔贡，他们与罗慕路斯的出生和经历大致相同⑩。可以想象，这些相同的故事情节是对原初生活方式的记忆，被古代作家构建而成为起源神话。在李维的著作中也可以找到这些记忆的踪迹，他记载了法比乌斯家族(Fabii)抵抗维伊(Veii)的故事：法比乌斯家族306名士兵出发了，“他们全部都为贵族”，率领跟随他们的一群人，“这群人中有部分是个人，属于他们的亲属和亲密的朋友”(11)。跟随他们的一群人可能来自于依附于贵族的聚居在边缘地区的年轻人。在叙述塔克文即将发动战争时，李维写道：“在罗马的青年人中有一些年轻人，还有那些并非贫穷阶层的后裔，他们的欢乐在君主制下更加宽松，这些塔克文族年轻人的同龄人和密友已经习惯于以国王的生活方式生活了。”(12)这些说明，公元前5世纪，私人和以贵族为中心的群体战争同时存在，像罗慕路斯率领的一群年轻人在其他地区建立起居民点，并成为一支独立的群体，在远古时期是建立新的居住地的重要方式，宗族传统也在此基础之上形成起来。尽管李维并没有记载法比乌斯家族私人战争的后半部分，但是，私人战争传统无疑根植于意大利中部的宗族(gentes)传统(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