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9)05-0138-11 “今文学运动”是牵动晚清学术与政治的大事。②其中，康氏撰《新学伪经考》(以下简称《伪经考》)，树立“今文”排斥“古文”，大张“今文”门户，依托“今文真经”阐发“托古改制”之义，引起较长时段内士林与官场之连续反响，为“今文学运动”中一大枢纽。③由此入手，抉发时人品评此书之不同内涵与背后立意，成为探究“今古文之争”本事与流变的绝佳视角。“躬与其役”的梁启超称，这一运动展现为“学术之争，延为政争”的多歧进程。④这一多歧进程，与《伪经考》的政学多歧反响，实互为因果，而非绝然区分为学术与政治之别。 今人对康氏《伪经考》反响的考察，以张勇《也谈〈新学伪经考〉的影响——兼及戊戌时期的“学术之争”》(《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贾小叶《戊戌时期的学术与政治——以康有为“两考”引发的不同反响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6期)二文为要。张文注重时人对《伪经考》因人因境之不同认识及背后意思，揭示了《伪经考》第一次被人参劾的实情，也注意到时人对《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的不同反应。贾文立足于时人对“两考”的不同反应，揭示了《改制考》内容所透露出的“民权平等与托古改制”，才是时人赞成或反对“康学”的核心，诸人对《伪经考》的反应主要落于学术一面。以上两文相对于前人研究来说进展明显，然相应于当时史事来看仍不无空间。 最扼要处在于，考究士林、官场人物对《伪经考》的不同反应，虽着眼于各家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观感、态度及其背后意味，具备脱离于《伪经考》本身的意义，显现批评者的眼界、识力与政学意图，然在此整体过程与链条中，作者撰意仍会不同程度影响、制约后者的判断与思路。故不能忽略康氏勾勒《伪经考》的理路及其旨趣，作为考究此事之开始。张、贾二文皆未充分注意《伪经考》本身的论述策略与特质——既有学术表达，也寓开放的近于政治的阐释，故对于学术与政治区分过于清晰，对于《伪经考》与“素王改制”说的联系有所割裂，而对于由“学术”为何可以延为“政争”的内在意蕴，也有待进一步的分析与落实。本文主要基于《伪经考》合考据与口说的论述策略，以见康氏学说流传的一而二、二而一的面相以及由此引起的多歧反响，以见“学术之争，延为政争”并非单线转化的复杂面相。⑤ 考据与微言 《伪经考》去“伪经”存“真经”，重序“真经”的传授系统，以此作为“发明”孔子微言大义的根本——“古本”与“道统”，其逻辑自然接上“真义理”，故《伪经考》实是一个近似于开放的学说阐释系统，也即据此所释的“微言大义”在康氏学说中实可因时而进(异)。《伪经考》的“经说”与必将阐发的“微言”——“素王改制”，实会因读者阅读目力的高下或作者口说阐释的深浅，而连动为一体。这也是后续士人对《伪经考》认识多歧的一大因素。 众所周知，“以经营天下为志”的康氏于光绪十四年(1888)踌躇满志地第一次上书，最终结局却大出预料。因“内容讦直”“同乡京官无结”诸因，上书未得上达，可谓无疾而终。⑥如果考虑到，康氏在中法马江之役后，受师友激荡，在时人纷纷上书抗议的氛围中，仿龚自珍“自改革”之论，匆匆缉定《教学通义》，欲“通治于教”，以此“反古复始”“创法立制”，以为“王者取法”，替“生民托命”，当然也不无为自己出人头地作一番努力的考虑。第一次上书，便是这一“创法立制”豪情壮志的延续与实践。然而始料未及的是，康氏上书不仅不能上达，也未获得如梁鼎芬、朱一新上书的直言之声，⑦反而引起“朝士大攻之”的反响，被迫离京返乡。心理预期与事实境遇的迥异，对于初出茅庐的康有为来说，不可谓一大冲突，为人生一大变故，引来很多思想上的刺激，也实实在在地促动其学说的转变。 然康氏之为康氏，正在其愈挫愈勇之处。在康氏看来，时势已经很紧迫了，“外度之天时人事，而有迟不及待之势。内求之精神年力，而有时不我与之伤。”⑧故在康氏看来，所上书乃不得不发。奈何“虎豹狰狞守九关，帝阍沉沉叫不得”⑨。“许身不自量，窥比稷契属”的“狂生”，面对的是“狰狞守九关”的虎豹以及“人情日淡漠”的士人。于是，康氏强烈地表现出要唤起士人“任道之心”的欲望，所给出的答案在于变儒弱宽敷之教。 康氏回乡前赠别沈曾植的函内，便揭出此层意思：“世变大，则教亦异，不复能拘常守旧，惟是正之。”⑩此信在排斥一系列计划后，将志向寄于“教”。此“教”绝不是如“佛氏之降伏其心”，也不是像“老氏之弱其志”，而是要发挥强毅气节、救人于水火的“不忍人之心”。他很自信地表达： 伊尹曰：先知觉后知。孔子曰：诲人不倦。凡比吾先而生，后吾而出者，皆吾人民也。声气所通，舟车所及，皆吾土地也。二帝、三王、先圣、诸儒，皆吾统绪也。立义树说，皆吾事权也。(11) “二帝、三王、先圣、诸儒，皆吾统绪也”之论，已然具备傲视一切的气概，何尝相让于《伪经考》发两千年未发之覆的狂傲。与黄绍箕亦言同理：“大约世变不同，今非以出世心行入世事不得。虽禅者说，正不得以异教论，不然，终为依阿世故之人，非可置于铁轮顶上旋者。”(12)主旨即在于坚韧任道，以出世心行入世事。那么，讲之于乡时，《长兴学记》便可以这么表达：“人貌而天心，犹恐血气未能融液，将死生患难体验在身，在有如无，视危如安，至于临深崖，足二分垂在外，从容谈笑，其庶几乎?死生不知，则毁誉谤讪如蚊虻之过耳，岂复省识?故行吾心之安，虽天下谤之而不顾，然后可以当大任也。”(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