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4；E2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451(2018)03-0074-16 清咸丰初年，一场兴起于广西的太平天国战争席卷中国东南。咸丰十年(1860年)初，太平军为解天京之围而奇袭杭州，以致江南①战火遍地，社会变乱丛生，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同治三年(1864年)战事基本结束。太平天国战争，不仅猛烈冲击了清政府的统治权威，而且给整个社会带来了难以估量的破坏，特别对经济、文化繁庶的江南地区之冲击，尤为巨大。以往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多以太平天国一方为中心，从政治、军事等层面展开。②新近研究则引入社会史视角，探究这场战争对江南地方社会产生的各种影响与变动，但多集中于对战后江南社会诸问题之讨论，③而对战争中个人遭遇与地方秩序的研究仍显薄弱。④咸同战事使江南地区人口损失惨重、达千万之巨。⑤这一庞大而冰冷的数据背后是一个个独立生命的战乱体验，作为这场战乱中受难最惨重的江南民众，不应该成为历史叙述的失语者与局外人。本文拟以个人在战乱中的各种际遇为切入点，观察江南民众的逃难与日常，从他们关于生命历程和情感体验的只言片语中，勾勒出一幅战乱时期的逃难图景，还原以往常被忽略的诸多战时社会动乱之细节与真实面相，深化人们对战时地方社会复杂性的理解、对战时地方社会秩序的思考、对太平天国战争的认识。 一、汹涌的逃难潮与战时抉择 自明清更迭以来，江南地区已有200余年未遭兵燹之灾，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其宁静安定之局面，最终被太平天国战争打破，尤以咸同之际战事之打击为甚。咸丰十年(1860年)二月初，浙江寒冷异常，“凄风苦雨，雪雹雷电，凌杂交至”⑥。太平军于初三日冒寒由宁国府入浙境，攻占广德州。初十、十一两日，湖州府挈眷迁避者日夜不绝。十九日，杭州大雨如注，太平军突然出现在清波门外，随即掘地道攻城，“日夜击金鼓乱其声”。⑦二十七日黎明，地雷迸发，城墙倒塌，清军守卫尚在倦卧鼾声之中，太平军“以地道旁累棺为蹬道，遂蚁附而上”的方式占领杭州。⑧此时，杭州塾师张尔嘉正栖身何氏之枕山书屋，太平军到来之日，他出门扶栏而望，所见杭州城西南方“火光彻夜，避难者扶老携幼，纷至沓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⑨居住在杭州城内的徽州绩溪县典当商子弟程秉钊，在其日记《记事珠》中也对太平军兵临城下之际民众的逃难场景有如是刻画： 方城未闭时，城中民仓皇奔走，出凤山、候潮两门者，趾相接也。妇女坐肩舆出城，人索番银五六元或三四元不等，必饱舆夫之欲而后肯行，舆甫出城，即委其人于路而去。时江之涘百舟争渡，雨逾大，风逾狂，舟小人多，覆于水者不可胜计，男妇老幼，悲啼宛转于洪涛巨浪中，旁观者伤心惨目，然俱自顾不遑，莫能救也。其幸而未溺者，率先扬帆去。岸上之人，千百倍于舟，舟既不能遍渡，严城已锢，且不得归，雨打风摇，衣裙尽湿，僵立江岸，色如死灰，哀呼之声，若猿啼狖啸，骇人心魂。呜呼!国家承平二百年，武林城中，无此异变也。是役也，事起仓卒，故惊惶之状倍越寻常，计死于践踏者半，死于江涛者十之二，死于困顿者十之一，而安稳渡江者则仅十之四耳。⑩ 一周后，太平军退出杭州，而城内已然残破不堪，如程秉钊在三月初三日所见：“积尸横路，血肉淋漓，秽气熏蒸，不可逼视。人家墙扉洞然，无一完善者，又见歧路窗扉堆积，盖贼叠此以杜人奔走之路，而贼由人家内行，其计亦云狡矣。”(11)而战后杭州城的社会秩序更是混乱，部分胆大之人见富室家内无人，即顺手牵羊、抢掠财物。清军旗营则更是傲慢嚣张，“尽出所有之兵掠取民间，不分大小店铺、贫富居民之家，无物不要，口称非吾等打败发匪，尔等身家性命安得存全?”此种兵民抢夺之事，持续十日有余。(12) 杭州被太平军攻占的消息不日即传至苏州，苏州城民大量迁避。常熟等地亦人心惶惑，城内诸多富绅将其房屋转租给他县逃难者，自己一家则迁避乡村。直至杭州被清军收复的消息传到常熟后，地方官出安民告示，人心才渐臻平静。(13)江南民众恐慌之绪，可见一斑。 闰三月十五日，大雨雪，太平军彻底攻破清军江南大营，自丹阳而下，直取江南。丹阳未破之时，镇江百姓即已纷纷东徙避难，“踵相连，趾相接，道路拥塞”，有的直接避难江北，有的则暂居乡下。(14)金坛县西北乡居民则多避难入城，至四月初四日，金坛周边四乡难民奔避城边者近万人。守城清军借口难民中夹杂奸细，多不准入城，只发芦席令其在城脚处搭棚暂住。城中有亲友者，令亲友送饭，无亲友者则给予部分口粮。(15)常熟等地社会情态也大致如是。至宜兴被太平军攻占，大量败兵、难民路途拥塞逃至常熟。常熟官绅局董为控制秩序，甚至“匿信不扬，禁止迁移”，以稳定民心。“斯时警报猝临，合城鼎沸，人声喧震，街巷杂迷，妇女儿童惊啼哭泣，一时惶惑万状。各寻船只，装载箱箧物件，迁避乡村，东南为最。”(16)甚至直接航海避逃至通州、崇明、海门、宁波等地。(17)而苏州城内居民在听闻江南大营被攻破后，连日往乡下避难者接踵而出，肩摩毂击，城门拥挤，几乎不能容足。(18)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席卷江南的太平军早已不是咸丰三年(1853年)占领镇江时与城民共同守城、妇女为其呐喊助威之军，也非曾国藩在太平天国战争初期所描述的那样：“粗有条理，颇能禁止奸淫，以安裹胁之众”(19)。而是“真贼实为数无多，皆由逃兵、溃勇先肆焚掠，居民死亡相枕籍。旋有失业优人、木排钩手、放出监犯勾结各路土匪，十百成群，红巾遍地。”(20)这群人的混入，直接导致太平军纪律急剧变坏，各地烧杀抢掠，比比皆是。如吴江黎里镇禊湖书院教书先生范其骏即言：“贼遇人必索花边。花边者，银洋也。再遇一贼，其索如故。没钱买命，往往见杀。”(21)青年文人李圭在被太平军俘虏时也注意到：“贼亦有令禁止骚扰百姓及劫掠衣物等，盖一恐行军累赘，一恐怠堕军心，兼亦以收拾人心也。顾贼众奉者少，而又以清军之降附者尤为凶残贪暴，绝无人心。”(22)在此背景之下，类似太平军是恶魔等流言铺天盖地，像瘟疫一样蔓延，所至之处官、民无不迅速逃离。随着太平军的节节胜利，江、浙大部分城池易手，江南出现了自明清鼎革以来最大的一次逃难狂潮。(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