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346/j.cnki.37-1101/c.2019.03.01 一、“保全”还是“割裂”：从浮田和民《中国之将来》说起 五四运动的前六年即1913年，袁世凯当政。这一年，《东方杂志》和《独立周报》两大刊物同时用几期的篇幅，连载分别由吴涛和逐微翻译的浮田和民著《中国之将来》。在《中国之将来》中，这个在近代中国影响很大的日本学者，对中华民国的未来充满怀疑，觉得袁世凯政府不仅不是共和制度，而且也没有“中等社会”的制约，所以，对这个独裁君主式的人物有没有能力统治好中国本部十八省，尚存有疑问，更不要说“保全十八省以外之属地”。 浮田和民认为，蒙古在俄国支持下已经宣告独立，西藏得到英国保护，并要求中国政府“永不得干涉其内政，(中国)徒拥宗主国之虚名而已”，而满洲更是全部成为“外部之势力，非复属于支那者矣”。他觉得，“改革支那之第一要义，当先削其领土，减少人口”。当然，汉族地区是例外，“欲分割其本部，断断乎有所不能”。在他看来，可以分别治理的，在十八省之外，也就是满蒙回藏区域①。 这个说法不是浮田和民一个人的私见，也不是民国之后日本人才有的新策，如果再参考差不多同时代的中岛端的《支那分割之运命·附驳议》(1912)②、酒卷贞一郎的《支那分割论》(1913)③、内藤湖南的《支那论》(1914)④，就明白这几乎已是日本政界和学界的共识。如果我们把时间再上推至晚清，就可以看到，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败和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原本中国人心目中的蕞尔小邦居然打败堂堂的天朝上国，迫使大清朝签订城下之盟。这不仅是整个近代中国思想巨变的关键，也是世界各国重新思考中国未来的起点。同样，更是日本上下重新思考日中关系，并且重新界定“中国”的开端。 1894年海战的失败与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比1840年鸦片战争的结果更让中国人感到难堪。因此我一直强调，中国思想世界的真正转变，也就是从“传统内变”不得不转向“传统外变”，实际上就是在这个时代⑤，正如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所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⑥。民初中国的普遍观念与民众情绪，始终在这一事件的延长线上。1895年后的几年里，在有关未来中国命运之大讨论中，最让中国知识人深受刺激、震动和难堪的文字，一篇是日本人尾崎行雄(1858-1954)的《支那处分案》，一篇是有贺长雄(1860-1921)的《支那保全策》⑦。这两篇文章把日本对中国的两种策略，以及中国所面临严峻的生死存亡问题，坦率地摆放在所有中国知识人的面前。特别是1899年1月31日《亚东时报》第五号发表“飞天道人”翻译的有贺长雄《支那保全论》，这篇原刊于日本《外交时报》的文章，一开头就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中国应当被“保全维持”，还是“不免割裂”⑧? 二、晚清到民国：“寻求自强”到“保全国土” 查看晚清民初的报刊，会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有贺长雄和尾崎行雄的这两篇文章，在此后若干年里不断地被中国知识人提起，可见它们给中国人心头留下的刻痕之深。 不过大体上看，晚清最后那十几年里，似乎“变法图存”也就是维护帝国之存在更为重要，国土被分割的危机感，或捍卫大一统的紧迫感，似乎还不那么紧迫，至少还是第二序而不是第一序的事情，因此，“寻求自强”优先于“保全国土”。不要说章太炎、刘师培、汪精卫等强烈主张汉族民族主义的所谓“革命派”，就是在主张维护大清帝国疆域，要求在帝国内部变革的所谓“保皇派”那里，某些边疆地区的主权和边缘族群的归属，似乎也还不是现在所谓的“核心利益”。1894年，忧心于国势的谭嗣同，就曾建议把新疆卖给俄罗斯，把西藏卖给英吉利，“以二境方数万里之大，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我之累赘”⑨；1898年，就连捍卫大清帝国疆土最卖力的康有为，也觉得如果推行新政缺钱，不妨把西藏这种荒远之地卖给英国，“可得善价供新政用”⑩。 可是在19世纪末，放弃朝鲜和割让台湾，对帝国毕竟是一个巨大而惨痛的刺激。1895年之后，如何维护帝国疆域和族群的完整，逐渐成了君臣上下不能不关注的问题(11)。无论是排满的革命派还是护清的保守派，都开始关注这一事关“国土”的问题，进入20世纪之后，“保全领土主义”已经成为话题(12)。就连过去并无行使主权之意识的海洋权益，也在日本的刺激下成了动辄牵动帝国上下神经的事情。以南海为例，1909年，一艘中国渔船发现日本人西泽吉治在东沙岛挖鸟粪，消息传回国内，引致广东掀起一波抵制日货的运动。在民间抗议的压力下，大清政府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两广总督张人骏和日本驻广州总领事达成协议，日本承认中国对东沙的主权，西泽退出东沙岛，换得十三万银元补偿。同时，张人骏还派出船只，用了三个星期巡航西沙群岛，并且绘制了新地图。要知道，绘制地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标示主权，即这片海域的归属(13)，而“主权”或“海权”，并不是传统帝国而已经是现代国家的观念。不过，由于那个时代的大清王朝已经到了灭亡的边缘，争取国家主权的这一努力，很快便化为泡影。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以后建立的中华民国毕竟不同。辛亥革命并不止是一姓换了一姓，而是新桃换了旧符。无论你说辛亥革命是成功还是不成功，它毕竟是按照共和制度建立的现代国家即主权国家。所以，尽管孙中山原本也是汉族民族主义的提倡者，也曾为了争取日本支持，试图拿某些主权和利益作交换(14)，但根本上，他仍然不仅有大中国一统之思，也有大中国的主权意识。早在1901年，他就曾针对有贺长雄《支那保全论》和尾崎行雄《支那分割论》提出，中国“从国势讲没有保全的理由，从民情上讲没有分割的必要”(15)。前一句说的是当时的大清帝国应当被推翻，后一句说的是传统中国民众在感情上仍倾向于大一统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