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335(2019)02-0108-09 中国历史上对外出口商品有很强的易代性，从18世纪初叶开始茶叶取代丝绸成为中国出口商品的第一大宗[1](P133-143)。此时，进口中国茶叶的国家主要有英国和俄国，英国以广州为中心进行茶叶贸易，俄国则以恰克图为贸易据点，从中国茶叶生产地到中外贸易地的国内运输部分则由华商掌握。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汉口作为华中茶叶的聚散地为英俄商人所重，他们来到汉口开拓茶叶外贸市场。运输之短板是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为此俄商积极开拓新的茶叶贸易路线，这导致中俄传统万里茶道的历史变迁，也对华商造成严重冲击。 一、中俄传统茶路的形成及其主要影响因素 从16世纪起，俄罗斯一直在试图向东扩展统辖空间，到17世纪初已经来到蒙古地区。明清两朝在山西北部开辟了与蒙古贸易的茶马互市，在中国皇帝赠赐和边境贸易的过程中，俄国人逐步养成了饮茶的风习，17世纪后期俄国托波尔斯克、莫斯科等市场上已经有茶在售卖①。1699年，沙俄国家商队首次到达北京，以后隔三年定期到中国贩运金银、丝绸、瓷器、棉布等物品，直到1716年来华商队才正式采购茶叶。该时期茶叶经历了从礼品到商品的转变，中俄贸易以北京为中心，多为皮布往来贸易，茶叶贸易居于次要地位，贸易量并不大，且俄国国家商队的活动范围受到严格的限制。1727年，清俄双方签订了《恰克图条约》，确立自额尔古纳河以西的边界，还规定除已有的尼布楚贸易集市，还将俄国边界之恰克图开设为中俄贸易之地点②。此条约使中俄早期茶叶贸易发生两大转折：一是贸易地理中心从北京转移至恰克图，二是茶叶贸易从国家商队转变为以地域为特征、取得贸易特许经营权的商帮，中国主要为西帮茶商(晋商)，俄国主要为莫斯科帮、土拉帮、阿尔扎马斯克和伏洛格达帮、托波尔斯克帮、伊尔库茨克帮、喀山帮等六大商帮[2]。其时，闽茶在英国市场上享有盛誉，俄人对闽茶也情有独钟，故西帮茶商深入武夷山区从事茶叶收购，利用牛、马等牲畜驮运，将闽茶经陆路转水路经汉口溯长江而上至樊城(今湖北襄阳市)，继续北上入河南唐河、赊旗(今河南社旗县)，再入山西潞安府(今山西长治一带)、沁州和太原府等，至河北张家口，用驼队将茶叶经库伦(今乌兰巴托)运至恰克图后交予俄商，俄商再将茶叶贩运至俄罗斯各地③。其中，从张家口到恰克图有东、中西三条商路，中路为路程最短、货物流通量最大，但运输条件极为艰苦④。该贸易路线是中俄茶叶贸易的重要路线，前后持续时间将近200年，直到19世纪60年代汉口、天津等港口开埠才发生新的变化。从武夷茶区到张家口行程有5000余里，从张家口到恰克图行程超过4300里，茶叶从中国运输至边境口岸历时近半年，正是这一贸易路线被学者称为“万里茶道”，2014年各方已启动将其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的规划[3]。这一由晋商开辟的新兴茶叶贸易路线，改变了中国境内以北京为中心的贸易时期的经鄱阳湖、顺长江入大运河至北京的传统南北茶叶商路和贡道[4](P119-126)。 最初，中俄贸易路线上运输出口的产品以中国的棉布和丝绸为大宗，茶叶出口数量较少，如1750年仅有7000普特砖茶、6000普特白毫茶⑤。18世纪后半叶，俄国棉纺织业有了长足进步，饮茶风习也在俄国广为普及，因此中国棉布和丝绸出口的比重开始下降，茶叶的输出迅速增长。18世纪60年代初开始达到3万普特左右，约占中国对俄出口商品总值的15％；1792年，茶叶输俄货值达54万卢布，首次超过棉花货值，占当年中国输俄总货值的22％；1802年茶叶输俄货值达187万卢布，占输俄总货值的40％[5](P358-359)。1839～1845年，茶叶贸易已占恰克图全部出口贸易的91％⑥。1857年，马克思说：“在恰克图，中国方面提供的主要商品是茶叶。俄国人方面提供的是棉织品和皮毛。以前，在恰克图卖给俄国人的茶叶，平均每年不超过100万箱，但在1852年却达到了175万箱，买卖货物的总价值达到1500万美元之巨……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就由一个普通的集市发展成为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6](P164) 中俄两国时局的变化会对这条路途漫长传统茶叶贸易商路造成深刻冲击。在两个半世纪的贸易中，恰克图市场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由于走私的盛行以及俄国商人从中作梗，乾隆帝曾对沙俄两次违约给予关市制裁，恰克图在1758年、1765年、1777年、1785年共经历过4次闭市的波折[7](P270-297)。1812年的拿破仑战争导致俄罗斯社会动荡，给中俄茶叶贸易造成冲击，1811年经恰克图运俄的白毫茶为46405普特，1812年便骤降为24729普特[8](P32-34)。特别是太平天国起义，对这一茶叶贸易路线的影响最为深刻。1853年，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以及上海小刀会起义切断了闽茶向俄国运输的茶叶路。同年，俄罗斯馆驻北京第十三班达喇嘛巴拉第(Archimandrite Palla-dius)所提供的秘密情报，详述了动乱对闽茶销俄的负面影响：“由于中国南方动荡不安，本年到福建定购茶叶的商人将会寥寥无几。因此，明年未必会有新茶运到。叛乱者在整个长江下游造成的恐怖，使取道樊城的交通已经中断。”⑦中国内地时局之动荡对中俄茶路的影响也引起了马克思的关注，他在1857年发表的《俄国的对华贸易》一文中说：“1853年，由于中国内部不安定以及产茶省区的通路为起义部队所占领，起义者抢劫敌人的商队，所以运往恰克图的茶叶数量就减少到五万箱，那一年的全部贸易额只有六百万美元左右。”[6](P164)中俄茶路这条经济动脉的受阻，激怒了俄国政客，他们派遣公使普提雅廷致理藩院咨文：“因贵国内乱，以致我恰克图买卖连年壅滞。敝国欲迅速代平叛乱，贵国韬钤以及文学，可期至善。”[9](第三编，P347)实际上，动乱对闽茶运输路线的影响持续时间较长，1857年巴拉第再次向俄国政府报告起义军占领了邻接武夷茶区的崇安县城，切断了武夷山与福州府之间的水路交通。茶路受阻的直接结果便是茶价的飙升，据报告，闽茶茶价上涨50％以上。部分商人于是将较为便宜的两湖茶掺入闽茶之中，贩运至恰克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