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9)03-0124-10 基于自然条件，华中即湘鄂赣地区历史上就以产茶闻名。所以，当茶叶成为清代中俄贸易最重要的商品时，华中产茶区就成为俄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关注点。而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及其产茶区自然更是备受关注。历史上，尤其是太平天国起义后，武汉慢慢成为中俄茶叶贸易最重要的转运港。这种发展势头一直持续到北洋时期才衰竭。近十数年来，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绵延万里迁延三百年的中俄“茶叶之路”再现辉煌。经济发展的热度，直接影响到学术研究的热度。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俄罗斯欧亚经济合作计划的战略对接，中俄学界围绕复兴中俄万里茶路，开始热心研究中俄茶叶贸易史。但是，仔细审视这种研究热度，我们发现：由于史料挖掘方面的停滞不前，导致许多基础问题的研究缺乏深度和广度。下面，我们就晚清湖北俄国茶商研究中的三个问题，立足于中俄文史料的比较分析，提出一些看法，以就正于各位方家。 一、中俄条约体制的建构与俄国茶商落户湖北 自17世纪始，中俄即发生直接的通使通商关系，但由于清朝重视通使而忽略通商，导致通商一般都依附于通使的名义。在中俄《尼布楚条约》签署前，俄国曾向中国派遣过三个官方使团和三支官方商队，官方商队亦打着官方使团的幌子，或与官方使团有密切关系。从俄国政府颁给他们的训令看，这些使团、商队均负有搜集中国商务情报和发展中俄贸易关系的类似使命。①然而，没有完善的条约体制的法律保护，中俄贸易不但不成规模，且具有较大的随意性。边境地区的任何风吹草动，都能直接影响到中俄通使通商关系。历史地看，中俄贸易的广泛开展及其强盛发展态势的形成，尤其是俄商获得深入中国内地贸易经营权等均取决于中外、中俄近代条约体制的建构。但是，中外、中俄条约体制的建构却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一步一步建构起来的。 中外、中俄近代条约体制的建构始于1689年中俄《尼布楚界约》，其中第五条即规定：“自合约已定之日起，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来往，并许其贸易互市”。②但于何时在何处以何规模贸易，均未明确规定。即使如此，该条约仍然直接影响到中俄贸易的发展。首先，依据中俄《尼布楚条约》，中俄在东段西线边境地区开始了合法的边界贸易，而且这种贸易以商队的形式一度深入到中国嫩江、齐齐哈尔等地③，惜规模不大。其次，依据中俄《尼布楚条约》的模糊规定，1693年以前，俄商利用“投递公文”的机会，名义上以公职人员为领队，三次组织商队至北京贸易，即1689年信使隆沙科夫(Лоншаков Г.И.)商队、1691的普洛特尼科夫(Плотников А.Л.)商队、1692 的莫洛多伊(Молодой С.)商队。④1693年，俄商至北京贸易始成“定例”。是年，伊杰斯(Э.И.Идес，1657-1708)使团及其附属商队到达北京。经交涉，康熙皇帝与俄使达成协议即“京师互市”“定例”：“俄罗斯国，准其隔三年来京贸易，一次不得过二百人。在路自备马驼盘费，一应货物不令纳税，犯禁之物不准交易，至京时安置俄罗斯馆，不支廪给，限八十日起程还国，此在京互市著令之始也”。⑤正是基于这个“定例”，此后才有了俄国商队定期定额至北京贸易的“京师互市”。通过这个并非“条约”的“定例”，俄国商人获得了临时进入中国首都贸易的权利。 1727年，中俄签署《恰克图界约》，“按照所议，准其两国通商”，确立了两类中俄贸易的法律基础。一是正式奠定了中俄“京师互市”贸易的法律基础，“既已通商，其人数仍照原定，不得过两百人，每间三年进京一次”，将前述康熙年间的“定例”法律化；二是确立了开展中俄边境贸易的法律基础，“除两国通商外，另允许两国交界地区零星商人在色楞格的恰克图、尼布楚地区的某地，选择指定的妥当地方酌量建造房屋、墙垣、栅子等贸易。所有商人均循指定正道行走，倘若绕道或迷路，或往他处贸易，则将其货物没收入官”。⑥上述条文中的“恰克图”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中俄边境贸易镇，镇中路北部分称“恰克图”，为俄国商人居住；路南部分称“买卖城”，为中国商人居住。至于“尼布楚地区的某地”，后来被确定为额尔古纳河左岸的祖鲁海图(Цурухайту)，隔岸对应则为库克多博(Куку-добо)⑦，即今之四卡。⑧后来因为交通及地理环境等原因，祖鲁海图(库克多博)并未发展成中俄边境贸易镇。很明显，该条约将中俄中段、东段西部边境地区也纳入到了中俄商务边界的范围。 1762年后，国家商队贸易被废止，京师互市遂停，中俄专注发展边境贸易——恰克图贸易。自此，“彼以皮来，我以茶往”，至19世纪上半叶，恰克图贸易达于极盛，不但带动俄国西伯利亚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带动了中国特别是产茶区茶叶贸易经济的发展，由此兴起的“晋商”闻名中外。但是，俄国仍然不满足，一直想进一步扩展中俄商务边界。大约在19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俄国政府围绕扩展中俄商务边界，在稳定恰克图边境贸易的基础上，瞄准了两个新的发展方向。1.国务大臣布卢多夫(Д.Н.Блудов)、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天文台台长斯卡奇科夫(К.А.Скачков)等主张经中亚地区发展中俄边境贸易。具体而言，指将中俄商务边界扩展至中国西部边境伊犁、塔城等地。2.著名国务活动家普提雅廷(Е.В.Путятин)主张大力发展中俄海路贸易，试图将中俄商务边界扩展至中国南方海埠。⑨ 为此，俄国政府采取了四项措施：一是消除因恰克图垄断贸易所带来的一切损失；二是促使俄国商人深入中国内地直接经营中俄贸易；三是将中俄贸易扩展至整个中俄边境地区；四是条件许可，即发展中俄海路贸易。⑩ 综合而言，当时俄国政府对华贸易政策可以归纳为“三步曲”。 第一步，打破恰克图一口边境贸易的格局，将中俄商务边界扩展至整个中俄边境地区。1851年8月，在俄国主导下，中俄签署《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该条约标志着中俄之间开始建构不平等条约体制(11)：俄国单方面攫取了在华领事裁判权(12)；规定在伊犁和塔城两地开辟通商点，由俄国商人自行建造“贸易亭”，打破了中俄恰克图一口边境贸易格局。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清王朝屡战屡败。俄国趁火打劫，逼迫中国与之签署了系列不平等条约，俄国终于得偿所愿，顺利将中俄商务边界扩展至全中国。1858年5月签署的中俄《瑷珲条约》第二条规定：“乌苏里、黑龙江、松花江居住两国所属之人，令其一同贸易”。1859年4月，黑龙江将军奕山与穆拉维约夫据此又签署了《黑龙江通商条规》十四条，中国被迫向俄国全面开放了黑龙江流域的中俄贸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