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苏共和苏联如一面镜子，时刻给予我们警示。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在中苏(俄)关系亲疏远近的历史交替中包含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苏联(俄罗斯)意识形态建设的总体评鉴。时至今日，国内外已有大量关于苏联解体这场“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1]的研究。我国学者重视对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的多维分析，如在经济、政治、文化、党建、意识形态等方面，形成了众多研究成果。以青年价值观及其教育为考察视角，回溯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中期十余年间苏联(俄罗斯)青年价值观教育的整体状况，对新时代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主流思想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借鉴意义。 一、苏联解体前后青年价值观教育的历史回眸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苏联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总体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但是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的“解冻”“反思”思潮不断发酵，导致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逐步“失守”，人们既有的社会主义价值认知被日积月累地蚕食，直至最后价值体系瓦解，一个时代宣告“终结”，苏联青年价值观教育也悲剧性地“谢幕”。 1.时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苏联青年价值观教育：由盛及衰的现实图景 在列宁和斯大林时期，苏联青年价值观教育在正确思想的指导下蓬勃发展。1919年2月，列宁在党纲草案中提出：“在国民教育方面，俄共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十月革命时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即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摧毁这种统治和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2]这一纲领对当时青年一代的价值观教育产生了极大影响。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观、培养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成为学校教育的目标。把科学知识启蒙与理想信念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大众，抵制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克服各种旧的陋习，是当时苏联青年价值观教育的一条主线。1924年1月列宁去世。别具威望的人民领袖的逝去，曾使人们一度对社会主义感到迷茫，党内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也时有发生，但继任者斯大林以从未动摇的社会主义信念带领苏联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实践探索，重视思想文化教育，进一步统一了人们的思想。尽管斯大林时期逐步形成的“苏联模式”后来饱受争议，但其无疑创造了非凡业绩，成就了苏联教育的辉煌。1930年8月苏联宣布全国实施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直接推动了各地学校建设。“1937-1938学年，苏联大学生人数超过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大学生人数的总和。1939年全国识字的劳动居民的比例已经达到97％，基本上扫除了文盲。国家注重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几方面培养学生，加强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新人。”[3]正如霍布斯鲍姆针对这一时期所评论指出的：“无论何种尺度来衡量都非同小可。对数以百万计出生村野的人来说，即使在当年最艰苦的年代，苏联的发展之路也意味着新视野的开启，代表着由无知的昏昧走向光明先进的城市。至于个人的启迪、事业的开发，自然更不在话下。新社会证据确凿，不由得人民不信服。”[4] 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青年价值观教育在缓慢的发展中错失了改革创新的契机，转而出现了实践形式上的保守化和无力化。1953年9月赫鲁晓夫开始主政。在执政的11年里，他在青年价值观教育这一问题上并不明智，甚至有些专断，缺乏历史、长远和理性的考虑。1961年斯大林遗体被从红场的列宁墓中迁出，葬在克里姆林宫的长墙之外，这一做法动摇了人们既有的思想基础。加之政治“解冻”之后逐步出现的价值贬损、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现实与所宣扬的理想之间的鸿沟日益明显，青年一代实际上出现了价值认知的“断裂”。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造成了苏联党和人民群众的思想混乱，并对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左翼力量造成巨大冲击，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分裂的重要诱因，也为西方资本主义攻击社会主义提供了口实。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掌权后，试图将自己打造成斯大林一样的英雄人物，但他不注重推进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深化改革，使得“苏联模式”的体制性弊端日渐累积，保守主义、官僚主义日益增长，特权阶层逐步形成，思想走向僵化。勃列日涅夫对意识形态治理重视不够，在应对各种错误思潮方面缺乏系统整体设计。在他长达18年的执政过程中，社会矛盾不断累积，学校价值观教育未能随着世情时情的变化而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实际上逐步滑向了“停滞”“走过场”。曾任俄罗斯教科院院长的尼康得洛夫在后来反思德育问题时提出：“大约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时候，言行之间的不统一就越来越大，德育遇到的问题，直到苏联末期我们也没能够解决。”[5]171青年价值观教育的形式化、无力化事实，是在勃列日涅夫主政时期逐步形成的。 1985年4月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的苏联青年价值观教育形势可谓急转直下。表面上看，当时面向青少年的学校价值观教育的任务定位与社会主义性质一致，但实际上主流价值观建设的长期松懈和屡屡失误，以及大量贪腐案件的频发高发，累积起来的社会不满情绪已使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马列主义沦为一部分学生的笑饵。相比于宣扬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高级党政干部觉得物质利益最实际和更管用。“到了80年代，意识形态对于大多数苏联精英来说已经很长时间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了。”[6]与此同时，作为一位“自懂事以来就一直梦想着要把共产主义埋葬”[7]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新思维”和“批评禁区”①再次掀起了更为严重的一股“反思历史”热潮。他宣称“全人类的价值和利益高于一切”，“社会主义选择的意义首先在于它把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推到首位”。[8]他主张不分阶级、民族与国家的“人类大合作”以及排除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对抗的“世界大融合”，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取代科学社会主义。这实际上不是对原有价值观教育的弊端进行改革，而是性质和方向的改变，这种改变无异于把思想阵地向资本主义拱手相让。1986年，大学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被改为“哲学导论”，新编教材删去了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内容。1986年11月，戈尔巴乔夫在全苏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上指责苏联历史教科书存在“公式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问题，要求重新编写。而后，苏联高校中的一些党史、国际共运以及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等纷纷改名或关闭，“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成了被嘲讽的对象，有的教师被迫改行或改换门庭转而教授“西方哲学”“西方政治学”等课程。像安德烈耶娃②这样一些坚持马列主义的人士遭到了无情打压。在当时背景下，迫于一些混乱的历史问题，教育部不得不在1988年6月宣布取消该学期的中学历史课程考试。1988年通过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9年出台的《教育条例》等文件，都强调对教育要用“新思维”进行“根本性改革”，促使学校教育“民主化”和“人道化”。③苏共主要领导人纵容或鼓吹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直接导致党内思想混乱。隐身于戈尔巴乔夫身后的“精神教父”、主管苏共新闻宣传工作的雅科夫列夫有意放任对思想舆论的管理，甚至鼓动一些势力将批判矛头对准苏共和所谓的社会“阴暗面”。一些有争议的文艺作品被“解禁”，一些有影响力的报刊电视媒体负责人被调整，意识形态阵地已经不再掌握在坚持马列主义的人的手中。④此时，打开了思想“闸门”之后的各种混乱观念在青年人心中种下了“苏共历史一团漆黑”“社会主义就是专制极权主义”的恶念，意识形态阵地正逐步失守，“塔西陀陷阱”之悲剧正在这最早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的国度上演。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