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9)02-0032-09 奈格里①和哈特②是今天当红的西方晚期马克思主义③批判理论家。他们在《帝国》[1]一书中提出，在今天的资本世界历史建构中，生成着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和领土统制的全球化的隐性构序力量，这就是不可直观的资本帝国。这是一种通过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化资本布展和劳动分工，由世界性的市场和生产的全球环路构式建构起来的支配关系网，这是一种非实体性的客观现实。帝国的全球化权力的本质是生命政治统治，其中，以全新的非物质劳动和创造性生产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欲望机器，正创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帝国版图。由此，新的革命主体——诸众也应运而生，他们将有可能翻转生命权力，将生命政治重构为全面的解放。这里，先概要地了解一下这些主要观点。 一、看不见的资本帝国构序 我说过，方法论自觉是进入一个思想文本的前提。故而，打开《帝国》的文本，首先，应该指认出的是奈格里和哈特高度自觉的两个方法论构境原则：首先是坚持马克思和欧洲左派那种绝不妥协于资产阶级的批判精神。我觉得，曾经因涉及红色旅④的暴力革命而入狱十余年的奈格里似乎是以此在进行理论上接续的武装斗争。“在我们写作这本书的全过程中，我们始终以两部跨学科的著作为范本：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德勒兹、加塔利的《千高原》(Mille Plateaux)。”[1](P415)。第一，他们没有选择《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那种人本主义的价值批判的旗帜，而是精准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文本——《资本论》，这代表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科学批判的传统；第二，在对欧洲左派的思想史资源的选择上，他们既没有拥戴阿尔都塞的客观主义路线，也没有直接采用确立生命政治学的福柯，而是选择了从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中跌落出来的后现代语境中的《千高原》，这主要因为，德勒兹和加塔利所创造的脱疆域化的根茎存在方式更接近帝国全球布展的筑模方式。据我推测，《帝国》一书的德勒兹背景主要是由哈特建构的，这一特殊的哲学话语在后来的文本写作中逐渐弱化了。说实话，这是一种十分特殊的历史链接。 其次，是奈格里和哈特始终坚持从生产方式出发去观察和批判“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请注意，这是我所说的晚期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标志。 正如马克思要求我们离开喧嚣的交换领域(the noisy sphere of exchange)，自上而下地进入生产的隐蔽居所(the hidden abode of production)一样，我们打算使这一立足点的转变发挥类似在《资本论》中的这种转移的功能。生产的王国(The realm of production)是社会不平等清晰的表现之所在，甚至是对帝国的力量最有效的抵抗和替代出现之所在[1](Pxvii)。 我们知道，马克思依从1845年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从蒲鲁东和其他李嘉图式的社会主义者所争吵的流通领域的公平问题向下深入到生产过程中，才真正发现了剩余价值生产的秘密，最终形成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认识，从而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在这里，奈格里和哈特极其精准地把握了马克思《资本论》的科学逻辑，离开“喧嚣的交换领域”，从消费背后的生产方式的变化入手，透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这是晚期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底线。我们也可以看到，奈格里和哈特所列举的战友中正好包括了我所指认为晚期马克思主义的大多数学者⑤。2004年，奈格里在《艺术与诸众》一书的序言中再次强调：“社会完全被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包围。我周围的社会看起来就像是商品和抽象价值的巨大堆砌，而金钱或金融机制让它们显得可以互换；在一个被功利关系从内部踏平的世界里，张力像被取消了一样。”[2](《前言》，Pxiii)这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奈格里始终也在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和主题研究中“超越马克思”⑥。 奈格里和哈特在《帝国》一书的《序言》里，一上来就提出了一个被齐泽克指认为疑似“21世纪的共产党宣言”式的断言： 帝国(Empire)正在我们的眼前物性实现着(materializing)。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当殖民制度已被舍弃，苏联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障碍最终坍塌，我们已经见证了经济和文化方面交流的不可抗拒、不可扭转的全球化。伴随全球市场和生产的全球环路(global circuits)的形成，全球的构序(global order)、一种新的统治逻辑和结构(new logic and structure of rule)，简单地说，一种新的主权形式(form of sovereignty)正在出现。帝国是一个政治主体，它有效地控制着这些全球交换(global exchanges)，它是统治世界的最高权力[1](Pxi)。 帝国(准确地说，是资本帝国)，这是奈格里和哈特对今天的资本的国际统治新形式的一个全新判断。它有如下特点：其一，帝国是一种统治整个世界的新的主权形式，然而它不同于传统上相对于一定的领土之上的可见的民族国家主权，特别是强权式的帝国主义，也不同于“那些超国家的经济机构，诸如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⑦，它是当今全球化资本的弥漫式的国际统治主权，在这个构境层中，帝国的存在恰恰是不可见的。应该多说几句的是，在马克思那里，资本家并不是人，而是资本关系的人格化，而资产阶级则是一个民族资本阶级主体的构成；这里的帝国已经不是集体主体和民族阶级主体，这种主体是超人格、超民族阶级的，开始，它有如欧盟这样的跨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超主体群，尔后，则由不同跨国资本交织所突破和生成一种无主体的全球性统治主权。西方集团的“7+1”和G20只是一个残存主体的外部表征。对于奈格里和哈特的这一观点，阿明⑧是坚决反对的。他认为：“哈特和内格里的‘帝国’体系源自主流话语所提出的关于全球化的幼稚的幻像。在这种幻像中，跨国化已经完全摧毁了帝国主义，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中心无处不在而又无处所在的体系。这使中心与边缘的对立(对帝国主义关系的描述)已经完全被超越。”[3]。我个人的观点似乎是折中的，其实阿明的批评是对的，今天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利益集团的强势仍然是整个世界的支撑性政治构架，而奈格里和哈特所描述的资本的全球支配结构也的确是正在生成的历史性趋势。其二，帝国是十月革命所创立的阻止资本的世界历史进程的苏东社会主义垮台的直接结果，也是传统殖民主义失败后的转型物，但无论如何，它是资本的世界历史的通途，也是资产阶级的全面胜利。苏联的崩溃和华约的解体，除去了资本扩张的最后障碍。后来，奈格里与哈特在帝国的形成时间问题上变得模糊和不确定起来，他们说，帝国的发端可能是苏东垮台，也可能会是1968年的红色五月风暴，也可能是美国在越战中的失败[4](P30)。但无论如何，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的达成。其三，帝国并非一种简单的政治组织，而首先是涌动在各种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变体中的国际经济和文化的新现实，是通过“全球市场和生产的全球环路”建构起来的支配性构序结构。这是一种不能直观的关系性客观现实，正是资本的全球布展和劳动的国际化分工，导致了一种资本驱动的全球化筑模。具有反讽意味的新情况是，今天出来反对这一全球化构序的竟然是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我看来，这个断言虽然算不上新的“共产党宣言”，但它的定性描述在大方向上基本是正确的。当然，这并不代表奈格里和哈特对其的具体论证是精当的。这也是我希望努力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