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商品经济中出现了一种时尚化的大潮。这种时尚化的大潮是商品拜物教在人们社会生活中所造成的现代性格局。时尚就是把人吸引到拜物教的机制中，而拜物教以时尚的形式在现代社会不断流行。因此，如何走出现代性的困境，就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重要问题。对于本雅明来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找到走出拜物教迷宫的道路。本雅明借助于波德莱尔关于巴黎这个现代都市中的人群的描述来解答这个问题。 一、波西米亚人：拜物教的抗议者 虽然本雅明在分析现代社会中各种人群的时候也谈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但是他对于现代社会人群的理解不是从阶级的角度，而是从这些人对社会的不同态度来划分人群。对他来说，大众(人群)“并不为阶级或任何集团而生存”。①他把人分为三类：第一类人是对于现代社会秩序持一种敌意的人。这类人就是他所说的波西米亚人。第二类人是流浪者，这类人不是把自己融入社会秩序中，而是对社会秩序保持一定的距离，试图观察社会并更好地理解社会。他们类似于犬儒主义者。第三种人就是大众，是顺从现代社会秩序的大众。 在《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的一开始，本雅明就引用了马克思对于波西米亚人的分析，把波西米亚人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类型的人加以说明。我们知道，马克思从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所处的地位的角度来分析人群的。他所进行的是一种阶级分析。被本雅明所关注的波西米亚人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流氓无产阶级”。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路易·波拿巴所利用的就是这些流氓无产阶级，“在这个团体里，除了一些来历不明和生计可疑的破落放荡者之外，除了资产阶级可憎的败类中的冒险分子之外，还有一些流氓、退伍的士兵、释放的刑事犯、脱逃的劳役犯、骗子、卖艺人、游民、扒手、玩魔术的、赌棍、私娼狗腿、妓院老板、挑夫、下流作家、拉琴卖唱的、捡破烂的、磨刀的、镀锡匠、叫花子，一句话，就是随着时势浮沉流荡而被法国人称作la bohème[浪荡游民]的那个五颜六色的不固定的人群。”②马克思在分析1848年革命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些五颜六色的无业游民，也就是社会生活中的边缘人。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其中有两类密谋家：职业密谋家和临时密谋家。前者以密谋活动为职业，而后者生活无规律而偶然参加密谋活动。这些密谋家会发明一些武器从事密谋活动，意图推翻现政府。 本雅明当然不是要重复马克思的有关思想。对于马克思来说，这些流氓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追随者，甚或随时背叛无产阶级。而本雅明却赞赏这些人。对于他来说，这些人是社会中的边缘人，是对抗社会大潮的人。他把马克思对于流氓无产阶级和密谋家的分析用于分析知识分子，特别是波德莱尔。对于他来说，波德莱尔所写的那些诗歌可以被称为“煽动家的形而上学”。本雅明认为，职业密谋家的形象可以原封不动地用在波德莱尔身上。③波德莱尔作为第一个现代派的诗人，他在政治上的行动实际上就表现了一种反抗现代性的特征，这就是把现存社会看作是一种过渡、暂时现象。他不是简单地承认现代社会现象的合理性，而是要否定这些社会现象。本雅明引用了波德莱尔的某些言论和行动来说明，波德莱尔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现代性特征。他不仅奉行“一切政治我只懂得反抗”的说法，而且高呼“革命万岁”“摧毁万岁”“死亡万岁”。在本雅明看来，波德莱尔身上甚至有“恐怖主义的白日梦”④。本雅明还特别重视波德莱尔对于巴黎公社的关注。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波德莱尔在他的作品中高度赞扬了巴黎公社期间的街垒战，说巴黎公社街垒战期间所用过的石头是“神奇的石头”。⑤另一方面，波德莱尔对巴黎公社期间的领袖布朗基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在某种意义上说，把他作为英雄来崇拜。他在纸上随意涂抹一幅画，而他所画的就是布朗基。⑥ 不过，本雅明并不满足于把波德莱尔描绘成为一个密谋家。在他看来，波德莱尔还是一个类似于拾垃圾的人。或者说，作为一个密谋家，波德莱尔从拾垃圾的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按照本雅明的分析，波德莱尔反复把自己和拾垃圾的人的形象联系起来。⑦本雅明说：“一个拾垃圾的不会是波西米亚人的一部分，但每个属于波西米亚人的人，从文学家到职业密谋家，都可以在拾垃圾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处在一个反抗社会的隐秘地位上，并或多或少地过着一种朝不保夕的生活。”⑧本雅明在这里却包含了重要的隐喻意义。我们知道现代社会是一种碎片化了的社会，而不具有总体性的社会。这种碎片化可以从现代性的两个维度中表现出来。从社会现代性的意义上来说，现代社会是一个合理化的社会。在合理化的社会中，人们都是通过合理的计算来达到功能的最优化。但是，这种功能的最优化只能在某个局部的领域中实现，而不可能从总体上来实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一个企业可以是按照合理化的原则来管理的，并且是功能最优的。但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说，这就不是功能上最优。这是因为，从整个社会来说，一个企业虽然生产效率很高，但是它所生产出来的却可能是剩余产品。卢卡奇就是把这种由合理化所产生的局部性和总体性对立起来。⑨从审美现代性角度来说，现代社会也是一个碎片化的社会，这表现在现代社会不断地变动和革新。这种不断地变动和革新割断了前后之间的联系。它使历史中留下来的每一个片段都是孤立的，成为历史中的碎片。既然如此，在现代社会生活的人们就面临着一个重要任务，这就是把这些碎片捡起来，来重新认识这些碎片。从这个角度来说，从文学家到密谋家，他们都对社会的碎片状态不满，他们都要改变这个社会，因此他们就不能不处于捡垃圾者的位置上。 那么这个拾垃圾者如何才能改变这个世界呢？本雅明发现，波德莱尔在这个问题上具有神学色彩。不过本雅明承认，波德莱尔的神学色彩很奇怪，它“带着一种亵渎神明的调子”，是“撒旦主义”。波德莱尔的这种撒旦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反抗精神的表现。这种反抗精神表现在他“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一种忤逆的不恭不敬的立场”。⑩对于这种立场我们可以理解为，它不是把现代社会看作是一种神圣的秩序，而是看作是一堆垃圾，对现代社会表现出一种蔑视和否定。本雅明认为，波德莱尔就是要用这种撒旦主义的精神来拯救这个世界。本雅明说，只有波德莱尔才真正理解马克思在“雾月十八”中的这样一段话：“当严正的宗教家在君士坦丁宗教会议上诉说教皇生活淫乱并悲叹必须改革风化时，红衣主教比埃尔·德·阿伊向他们大声喝道：‘现在只有魔鬼还能拯救天主教会，而你们却要求天使!’法国资产阶级在政变后也同样高声嚷道：现在只有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还能拯救资产阶级社会!只有盗贼还能拯救财产；只有违背誓言还能拯救宗教；只有私生子还能拯救家庭；只有混乱还能拯救秩序!”(11)马克思当然是在否定立场上说这段话的。对于他来说，路易·波拿巴就是这样的魔鬼。魔鬼救世只能把世界送入地狱。而本雅明却从相反的意义上来理解马克思的这段话。波德莱尔就是魔鬼，而正是这样的魔鬼才能救世。为什么呢？本雅明引用勒梅特尔的一句话来说明波德莱尔这个魔鬼的特征。它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万恶之源，另一方面却又是伟大的被压迫者，伟大的牺牲者。”(12)从现代世界的秩序来说，魔鬼是万恶之源，它要推翻这个秩序。只是从现存哲学秩序的角度来看，他才是犯罪。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魔鬼是被压迫者、被牺牲者。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本雅明的基本思路。这就是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胜利者、主导者构建了社会秩序，牺牲了被压迫者。这些被压迫者是社会中的边缘人，或者说，他们是“波西米亚人”。但是在历史上他们被牺牲了，他们的要求不能被表达，他们的目的无法得到实现。而魔鬼就是天主教秩序中被牺牲的人。魔鬼对于世界的反抗，就是要让被压迫的人、被牺牲的人得到解放。在这里，本雅明借助于对波德莱尔的撒旦主义的分析来表达他对拯救世界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