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不可能任务的现代性

作 者:

作者简介:
胡大平,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国外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江苏 南京 210023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战线

内容提要:

现代性发展到今天已处在临界时刻。从其机制看,不断自我否定的反传统沦陷为无确定性保障的“破坏性创造”过程。从其目标和表现看,远比启蒙更加激进或彻底的生活政治实践将我们推入一种极端状态,然而不断加速的社会变迁却不断侵蚀着进步的意义。从其空间范围看,随着现代化过程的扩大,欧洲之外的国家加入其浪潮,形成了多样的现代性要求,这使得在全球尺度上现代性不再是一个统一的过程。总体上,作为社会结构的现代性已经散裂;作为社会过程的现代性已经陷入僵局;作为生活体验的现代性已经矛盾重重。简言之,作为一种社会想象的现代性成为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再成为我们想象力的源泉。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19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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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9)03-0022-11

       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现代性的日子便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过了,这个问题也已经成为社会理论的中心问题。何去何从?理论家们提出了许多设想。只是我们无从判断,是像利奥塔想象的那样,不断自我否定的现代性刷新了自己的前提,即将打开一扇被称为“后现代”的大门?还是如贝克估计的那样,即将迎来被称为“自反性现代化”的第二春?抑或,如德里达主张的那样,敞开了“解构即正义”之门?真正的答案又或在这些假想的备选之外。从乐观的角度,我们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但在今天,我们面临的窘境似乎是:我们具有无数种解决难题的办法,却不知道用哪种办法好。这是一个临界时刻。这个临界的时刻,从“创造性破坏”或“革命”的角度说,当现代性进入鲍曼所称的“液态现代性”阶段,回到它本身由以出发的问题,也就是我们不再需要理由就抛弃它的时候;从目标实现的程度看,当现代性不知不觉地走到实现了启蒙想象所不及的极端,它有没有未来就成为一个问题;从现代性的空间范围来说,当全球性的形成,推动现代性在全球扩散的殖民开始对现代性本身殖民,现代性的未来便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或许,我们可以换一种更朴实的方式来说,在今天,我们面临着这样的事态:不断自我否定的反传统沦陷为无确定性保障的“破坏性创造”过程;远比启蒙更加激进或彻底的生活政治实践将我们推入一种极端状态,然而不断加速的社会变迁却不断侵蚀着进步的意义;随着现代化过程的扩大,欧洲之外加入其浪潮,形成了多样的现代性要求,这使得在全球尺度上,现代性不再是一个统一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构成了现代性争论的中心,围绕它们分别形成了“液化现代性”“超级现代性”和“全球现代性”三种话语。因此,文章亦是与这些话语的对话。在本文看来,这三个方面的现实提出的问题是:作为社会结构的现代性已经散裂;作为社会过程的现代性已经陷入僵局,作为生活体验的现代性已经矛盾重重。简言之,作为一种社会想象的现代性成为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尽管“现代性”这个术语继续流传着,但它已经不再是我们想象力的源泉。或许“我们从未现代过”(拉图尔语),但如果不想怀揣着“作为未竟之志的现代性”(哈贝马斯语)走向终结,那么,这也正是重新思考文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刻。

       一、害羞的影子情人:作为面纱的现代性

       就当下的自我意识在现代社会中的绝对优先地位来说,较之“资本主义”等术语,在描述现代社会时,“现代性”虽然意义含糊,①但确也更容易接受。结果是,它成为一首人人爱唱的歌,一个人人都喜欢与之调情的大众情人。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在今天,虽然不能说有多少个讨论现代性的作家,就有多少种现代性的定义,但各种分析之间的不可通约性也是明显的。更严肃地说,“现代性”一词的泛滥亦表明了一种认知上的困境:面对现代性本身的破坏趋势时,我们丧失了从机制上把握它的可能性,这使得现代性讨论成为一种自娱自乐的学术活动。

       然而,恼人的是,尽管我们知道“现代性”只是一个面纱,但我们还得继续与这个一碰就害羞地躲藏起来的影子情人周旋,因为我们无法回避它所代表的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环境,这个环境使我们眩晕②,使我们爱恨交织③。我们继续使用“现代性”这个术语,把它作为一个宽泛的集合能指,同时指涉社会结构、生活样态及其组织原则、文化观念、欧洲人关于现代的自我意识和社会想象(或规划)、历史叙事等等17世纪以来欧洲主导的世界历史过程所创造的一切方面。我们的基本看法是,所有这些方面,在今天都陷入二律背反,在整体上使现代性不再可能继续按照其曾经发挥作用的方式维持下去。

       这样使用“现代性”的理由是,在现代性讨论中,所有这些含义都被不同的研究展开过。换句话来说,“现代性”一语就是对一切现代事物的抽象概括,而既有讨论确实从不同的方面敞开了这种可能性。在此,我们不能提供全部的文献综述,只是简单地提及一些有影响的研究,以期佐证。

       鲍曼使用作为“矛盾性”的“现代性”概念指称一段历史时期,“它肇始于西欧洲17世纪的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结构和思想转型并成熟为(1)一项文化筹划——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2)一种由社会完成的生活形式——随着工业的(资本主义的,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的发展”④。他的这种用法兼容了流行的现代性两种典型含义:文化观念及其社会结构基础。当然,首先通过强调文化观念以突出现代性本身的规划性质,这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反决定论的社会建构论主调。正是在这种视域中,现代性是一种自我意识,是一种社会想象或规划。从欧洲历史看,它源自启蒙运动,同时,也必然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哈贝马斯“作为未竟之志”的现代性概念集中体现了这种动向。这种现代性概念的兴起与扩散,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兴起的现代化理论逐步受到挑战有关,亦受到了结构主义思潮的激励,同时亦深刻地体现了至20世纪60年代末为止资本主义批判和社会运动的挫折,因此表征着马克思以降以资本主义为中心的历史叙事和社会理论之易弦更辙。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在詹姆逊看来,“现代性不是一个概念,无论是哲学还是其他的,它是一种叙事类型”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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