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9)04-0028-06 在西方，公共性的理论源头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的城邦理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曾把为公共秩序服务的正义作为城邦的核心原则，他们对公共价值的强调是对人的公共性品格的第一次确认。近代资产阶级政治解放使人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由内在统一走向了相对分离，公私具有了明确的界限，私人生活和个人价值得到了社会的公开承认，公共性开始作为一个自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引起普遍的关注。近代自由主义提出“自然状态学说”和“社会契约论”以论证公共权力的起源、合法性等问题，强调公共权力的职能在于维护个体权益。个人成为现代社会的基点，生活世界失去统一性，把人们聚合在一起的传统“共同感”随之消退。黑格尔试图用作为总体的伦理方案治疗现代社会的分裂，但却陷入抽象的思辨形而上学。马克思承接黑格尔的问题意识，公共性被引入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私人性与公共性的矛盾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框架和对自由人联合体的展望中获得超越性的解决视野。马克思对公共性思想的建构是在借助古希腊和黑格尔公共性思想的前提下，通过批判资本主义公共性的时代困境而完成的。马克思公共性思想具有深邃的思想史视阈，我们只有借助一种历史主义的眼光，通过探讨公共性观念的历史嬗变，才可能真正进入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问题域，实现对这一思想的准确把握。 一、古希腊的城邦公共性：个人对共同体的直接认同 在城邦、个人和家庭三者的关系中，尽管在时间发生顺序上城邦后于家庭和个人，但在本性和价值优先性上却先于家庭和个人①。个人是城邦共同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每个人都有多方面的需要，每一个彼此孤立的人都不可能自足其生活，必须结成城邦共同体才能为个人满足其需要提供公共平台。正如黑格尔所言，共同体本质上先于个人，孤立存在的个人根本无法自足，他必然与整全统一性的共同体发生关联。城邦在古希腊整个社会结构中居于支配地位，城邦共同体为每个人提供一份工作，每个人都应全力以赴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个人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的私人利益，而是城邦公共利益。城邦共同体一般由自由公民、奴隶和无公民权的自由人组成。正义的城邦在于每个人都只做属于城邦且符合自己本性的工作，三个部分各司且只司其职，相互不得跨越。人们只有在共同体中并且通过共同体才能实现自身本性的完美，离开共同体，人的个性的实现就无从谈起，因而共同体在价值排序上优先于个人。城邦共同体发达的公共生活和政治制度，塑造和发展了公民的公共性，培养了公民的公共意识和公共精神，形成了西方公民共和主义的公共性传统，它成为西方政治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核心精神之一。 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在古希腊有严格的界限，公共领域是永恒的世界和自由的王国，与受生存需要驱使的必然世界形成鲜明对比。在公共领域中，公民之间进行对谈，从事政治活动，彰显和塑造公民的自由德性，这是公民最重要的存在方式。每个公民通过在公共领域自由平等地言说和行动，彰显自己的个性。私人领域是必然性领域，是满足生存需要的领域，无任何自由可言，支配这个领域的法则是生命必然性法则。必然性是一种前公共领域的现象。生命的繁衍、奴隶的劳动、手工业的制作、商人的贸易往来、妇女对家庭的照料等都属于私人领域。这一领域是瞬间世界和必然王国，完全局限于私人领域的奴隶和妇女等根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并不是毫无关系的，私人领域的家务管理和经济活动提供的生命必需品和闲暇时间是进入公共领域获得自由的条件，公民之外的一切人其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为公共政治活动提供准备。在古希腊，完全限于私人领域的生活意味着丧失了生命中最本质的东西，即丧失了在被倾听和观看中产生的实在性，丧失了获得比生命更持久的事物的机会，丧失了彰显自己个性和获得他人承认的平台。 城邦共同体发展起来的公共性并不是建立在个人的自我意识和理性选择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个人参与城邦共同体的公共事务并不是自己作出的自由选择，而是在血缘关系、地产关系、宗教关系等综合性因素的支配下不得已而为之的政治行为。公共性表现为个人对共同体的无条件服从，共同体是自因自足的实体，它赋予个人以固定的角色和身份，个人只是共同体的附属品和“偶性”。个人之所以得到尊重，是因为他是共同体的成员，共同体确保了个人作为共同体成员的资格和尊严，为每一个人获得自尊提供基础。个人在共同体的特定社会关系中确定自己的职责、义务和位置，“每个个体都在相互联接的社会关系中继承了某个独特的位置；没有这种位置，他就什么也不是，或者至多是一个陌生人或被放逐者”②。个人的价值就在于承担共同体所分配的角色和占据共同体分配的位置。在共同体内部形成了一套稳固的等级制的社会关系，每个人都被镶嵌在其中，以一种特殊而固定的方式对共同体发挥着作用。共同体是在个人意识尚未觉醒的前提下公共性施展的舞台，它构成了一代代个人生命活动的界限。马克思认为，这种共同体只是狭隘的地方的共同体，人类的活动被限制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其能力不可能得到全面发展。 个人与共同体直接统一的公共性代表着一种强制的、外在的客观价值秩序，它为古希腊城邦共同体存在的合法性提供一套毫无反思的意识形态证明。由于共同体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势地位，它势必维护支配城邦社会一切领域的强制性的、普遍性的价值准则，而个人达成的价值共识也不会异化于自身的共同体强调的价值准则。由于追求公共统一的共同体的价值准则成为每一个人的价值共识，陷入现代性危机的“生活世界统一性”和“共同感”在古希腊并不构成问题。所谓“生活世界的统一性”是指人们通过某种一致认可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形成生活世界的整体性和一个相互结合的共同体；所谓“共同感”是指个人对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③。在古希腊，由于个人是共同体的天然成员，以每一个人都认同的价值共识和集体意识为纽带，形成无分化的同质的生活世界的整体性。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以反问的语句指出：“对于一个国家来讲，还有什么比闹分裂化一为多更恶的吗？还有什么比讲团结化多为一更善的吗？”④同甘共苦、彼此一体的共同感提供了共同体维系团结的纽带，从而避免共同体的分裂。共同体为人们提供精神家园和确定感，失去共同体意味着失去安全感和由以寄托的精神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