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雅各布·维纳在1948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英国重商主义时代的各类文献中，富裕和力量(plenty and power)这一短语曾反复出现。”①这一现象备受学界重视。在既往研究中，追求富裕与力量被视为重商主义思想的双重目的与核心概念，而争议不断的，是如何理解“求富”与“求强”的关系。② 以德国学者古斯塔夫·施莫勒、英国经济史家威廉·坎宁安以及瑞典经济学家伊利·赫克歇尔为代表的一派，认为重商主义的历史意义在于“国家的建立(state making)……它通过经济共同体创造出政治上的共同体”③。在他们看来，“求富”只是必要手段，“求强”才是重商主义者的最终目的。④与之相对，罗伯特·埃克伦德与罗伯特·陶勒森将重商主义视为寻租社会，转而强调重商主义者寻求经济管制以使自身渔利，换言之，他们认为重商主义者以求强为手段，以获利为最终目的。⑤除了以上两种对立的观点，也有学者持中立的看法。维纳认为“求富”“求强”互为手段，都是重商主义者的最终目的。⑥经济史家查尔斯·威尔逊提出：“富裕与力量并非互斥，而是互补的概念。根据时间、地点、人物的不同，这两个概念的侧重也有不同，但从未分离。”⑦ 这一问题被反复讨论，不仅因为它有助于深化我们对重商主义者以及他们思想的理解，更因为它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然而，从国家建构、经济分析、话语变迁、寻租社会等角度进行的讨论，往往削足适履，忽视具体的思想语境，更无法回答一个基本问题：作为一种价值追求的“富”和“强”，其道德上的合理性是什么？换言之，求富求强为何正当？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以近代早期英国经济伦理转型为背景，讨论这一时期的富强之辩，以期丰富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共同体语境中的富强 对现代人而言，谋求富强几近于常识，其正当性不言自明。然而，与现代经济学“伦理无涉”(non-ethical)⑧的特征相比，近代早期的经济问题是嵌入伦理中讨论的。换言之，经济思想与经济行为受制于伦理准则。在当时，经济伦理的主流话语是“共同体”(commonwealth)⑨，从共同体的角度理解，追求富强并非自明之理，反而是值得警惕的。 所谓共同体，是指中世纪以来的一种有机体社会的理论。它认为社会是由地位有别、职能各异的不同群体构成，他们之间呈现出相互合作与依存的关系。托马斯·阿奎那以蜂箱隐喻共同体：“一些蜂负责采蜜，一些蜂用蜜蜡筑巢，而蜂后却不做这些事；人类也需如此，一些耕种土地，一些饲养牲畜，一些建筑房屋，一些忙于灵魂的工作。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乃神的意旨，它符合各有所长的实际。”⑩英国宗教改革家约翰·威克利夫以身体比喻社会，“手要友好地帮助头，眼要帮助脚，而脚要帮助身体。如果不是各司其职，整体就得不到好的照料”(11)。共同体理论所表达的是，共同利益大于私人利益，长远利益胜过眼前利益。在精神层面上，它以实现一个虔诚的社会为最终目的；在物质的层面上，它认为富裕和贫穷都无助于美好生活，追求适度拥有的状态。总之，共同体的利益所在，是秩序与德性，而非富强。 这一立场与传统上教会对富、强的理解相一致。阿奎那沿用亚里士多德对财富的定义，指出：“财富有两种，即自然的和人造的。自然财富是为了解除自然所亏缺的，如：食物、饮料、衣服、车辆、房舍等。人造财富本来对自然无用，如钱币，是由人设想出来以便交易的，视之如某数量的求售货物。”这样的定义着眼于财富的功能，并以它能否引导优良生活作为标准，从而使财富具有道德意义。因此，“幸福，即人之最后目的，不可能在于人造财物”(12)。相对于财富，力量(power，strength)在共同体价值中更加边缘，它被理解为各种能力(比如：理性的力量、信仰的力量、谋生的能力等)，它们最终都归于上帝，而政治权力或国家力量的概念尚未出现。 经年累月的教化，使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近代早期的学者大都接受共同体理论。16世纪初的人文主义者向往古代基督徒的虔敬生活，企图从世俗与宗教两方面革新他们时代垂死的基督教社会。(13)他们确立起一类“新人”，其品性是完全符合共同体要求的：虔诚、克己、勤劳，投身于公共的和教会的事务，始终追求公共利益。(14)如斯塔基(Thomas Starkey)所说：“人并非天生懒惰，追求享乐，而应辛勤劳作，目的不在于获得财富，用它进行无益的消遣和其他享乐，而是为共同体而生产必需品。”(15)而对于力量，尤其是武力(force)，人文主义者的态度更加消极，认为战争必然是兄弟间的残杀。(16)他们反对一切形式的战争，如英国人文主义先驱约翰·科利特所说：“唯有善才能战胜恶，企图以恶制恶，自己便会堕入邪恶之中。”(17) 这一时期，最为激进地表达共同体理念的是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他在《论共同体的至善状态和新岛乌托邦，有益不亚于有趣的真正的黄金小书》中，极力讽刺了对富强的执迷。他问道：“一个人可以仰视星辰乃至太阳，何至于竟喜欢小块珠宝的闪闪微光？”贪恋财富造成世间的罪恶，诸如：“欺骗、盗窃、抢劫、吵架、斗殴、骚乱、喧闹、叛乱、暗杀、变节、放毒、恐惧、焦虑、烦恼、辛苦……”因此，在乌托邦金银都是可耻的标记，被用来铸成粪桶溺盆。对于当时国家间的攻伐，他虚构阿科里亚人的例子阐述道：“他们为别人的区区荣誉而流血，但和平却不比过去更加牢固，因为战争使得国内的道德风尚趋于败坏，酷嗜盗窃成为第二天性。”(18)总之，他认为追求幸福乃第一要务，而谋求富强与此毫无关系，反使人误入歧途。 17世纪的清教徒也强调共同体理论(19)，他们认为个人的行为必须有益于社会，最终要能荣耀上帝。(20)著名的清教牧师威廉·柏金斯重复了传统的表述：“人的身体由各种不同部分组成，它们发挥着不同的用途和职能，但并非是为自己，而是为了整个身体的好处。就像眼睛负责看，耳朵用来听，脚是行走的。现在所有的人类团体都像身体。家庭是这样，各种特定教会是，共同体也是……这是神为了共同利益而加给人的。”(21)以此为出发点，他担心追逐利益将诱使人背离上帝，他说：“让我们想想，是什么让犹大背叛了主，是他想要发财。”(22)在清教徒看来，财富虽然是中性的，但也认为财富对于信仰构成了挑战。清教商人尼西米·沃灵顿在1650年写给其妻子的信中就谈到：“如果你在这儿(伦敦——作者注)，你将看到人们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身处逆境，他们尚能谦恭地侍奉上帝。如今富裕了，噢!他们是如此的骄傲，只为自己打算了。”(23)出于同样的理由，罗伯特·希尔才批评那些“不顾他人，甚至损害他人的人”，认为他们“简直就是尘世的负担，共同体的祸根”。(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