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八九世纪的破坏圣像运动①，以拜占庭帝国皇帝利奥三世于726年正式颁布《禁止崇拜偶像法令》为开端，以843年狄奥多拉皇后颁令恢复圣像崇拜为终结，持续时间长达一个多世纪，在帝国的政治、宗教和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成为标志性历史事件，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②对于运动对拜占庭帝国的政教关系方面的影响，国外学者涉猎较早，提出了该研究领域的代表性见解。例如，马丁认为，破坏圣像时代是教皇脱离拜占庭帝国皇帝控制的关键时期，教权得到极大扩张，是西欧进入中世纪基督教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③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指出，帝国皇帝破坏圣像政策加深了罗马教会和拜占庭教会之间的裂痕，最终造成双方彼此排斥。④拉德纳强调，运动使拜占庭皇帝得以重新控制东部教会，其至尊权达到极致。⑤国内学者对此论题也有一定的研究。陈志强认为，运动打击了教会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⑥徐家玲则指出，运动激化了本已存在的东、西部教会矛盾，加快了罗马教会与帝国的分离。⑦综观国内外学界的研究成果，普遍认为破坏圣像运动对拜占庭帝国东、西部教会造成重大的影响，对该运动在罗马教会与拜占庭帝国分离中所起的作用作了不同程度的论述，但在研究方法上惯于把东、西部分开讨论，且大多侧重于运动对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影响，对于运动期间拜占庭帝国与地中海西部地区的政权或文明存在的连续的、密切的互动关系则关注较少。 从基督教的发展历程来看，基督教会虽有拉丁、希腊之分，但在1054年正式分裂之前，仍同属一个国际性组织。由于罗马帝国政治行政中心的东移，君士坦丁堡在330年成为新都，政教关系之上便增添了一个重要层次——东、西方关系。罗马教会代表传统的教会力量，君士坦丁堡政府代表世俗政权，罗马教会与拜占庭教会之间的东、西方关系与政教关系重叠一起，被纳入世俗政权与教权的互动里。与此同时君士坦丁堡教会得到王权的扶持，形成另一个基督教权力中心。因此，这种政教关系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仍有进一步系统研究和深入阐释的空间。具体而言，东、西部教会对该运动分别做出了何种反应，这些反应在何种程度上反映出基督教会内部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又对基督教自身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实际影响。本文拟在研读相关文献和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围绕上述问题，对基督教会内部应对拜占庭帝国皇帝破坏圣像政策的策略和活动做简要的梳理，进一步探讨破坏圣像运动对东、西方政教关系的影响，以期就教于行家。 一、君士坦丁堡主教团体对皇帝宗教政策的妥协 公元7世纪，随着亚历山大里亚教会和安条克教会的势力衰弱，并陷入阿拉伯人的控制，基督教世界事实上形成了以西部罗马教会、东部君士坦丁堡教会为主的两大权力中心。对于八九世纪皇帝们破坏圣像干预教会教义的行为，以君士坦丁堡宗主教为代表的东部主教团体和以罗马教皇为代表的西部教会出于利益的考量，做出了不同反应，对帝国走向和基督教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于君士坦丁堡为拜占庭政治中心所在地，该教会宗主教的任免权长期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宗主教在圣像方面的立场成为其职位任免的关键。八九世纪破坏圣像运动期间共有10位君士坦丁堡宗主教。从任职状况来看，日耳曼努斯一世(Germanus Ⅰ，715-730年在位)、尼基弗鲁斯(Nikephoros，806-815年在位)2人由于支持圣像崇拜被迫辞职，保罗四世(Paul Ⅳ，780-784年在位)、约翰七世·莫罗哈扎尼奥斯(John Ⅶ Morocharzanios，837-843年在位)2人由于反对圣像崇拜被罢黜，阿纳斯塔修斯(Anastasius，730-754年在位)、尼西塔斯(NiketasⅠ，766-780年在位)、塔拉修斯(Tarasius，784-806年在位)、狄奥多托斯(Theodotos，815-821年在位)、安东尼奥斯一世(Antonios Ⅰ，821-837年在位)5人因与统治者的宗教立场一致，则顺利完成了任期。只有君士坦丁二世(Constantine Ⅱ，754-766年在位)由于政治原因被罢黜。 日耳曼努斯在715年继任为宗主教时，在位皇帝狄奥多西三世(715-717年在位)支持圣像崇拜。利奥三世在统治初期也没有反对圣像崇拜，当他决心反对圣像时，日耳曼努斯未跟随皇帝改变态度。因此，利奥三世既没有咨询日耳曼努斯的意见，也没有听从他的劝阻。支持破坏圣像的以弗所大主教狄奥多西(Archbishop Theodosius of Ephesus)反而成为利奥三世的神学顾问。⑧来自小亚细亚的尼克莱尔教区主教君士坦丁(Constanine of Nacoleia)和克莱蒂保力斯教区主教托马斯(Thomas of Claudiopolis)是皇帝的重要盟友，他们最初在各自的教区破坏圣像。⑨日耳曼努斯一贯支持圣像崇拜，他写信给这两位主教，谴责他们破坏圣像的行为，并说因为此事整个城市、全体居民都处于骚乱之中。⑩他明确告诉皇帝教会教义只有在宗教会议上经由全体教会同意才能通过：“如果我是约拿(Jonah)，把我扔进大海里吧!我的皇帝啊!因为没有大公会议，我不可能进行关于信仰的任何改革。”(11)他还在729年致信教皇，告知自己反对皇帝破坏圣像法令，希冀皇帝因此改弦易辙，结束教会内部对圣像的争论。(12)由于皇帝执意坚持破坏圣像的政策，日耳曼努斯只好以辞职的方式进行温和的反对。(13)同样，在皇帝决意反对圣像崇拜，郑重声明“教会已不再需要你了”的情形下，尼基弗鲁斯受到排斥、诽谤、名字被从双折匾(diptychs)(14)摘掉，不得不递交了辞职信，希望皇帝停止各种不义之事和迫害行为。(15)日耳曼努斯、尼基弗鲁斯最终自行辞职从侧面反映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一个基督教化的拜占庭帝国意味着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合作。正如学者拜尼斯所指出的：“在东部帝国，东正教教会将自己的命运与帝国紧密相连，它始终与帝国融为一体，从未超越过帝国。”(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