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为一个社会中最为活跃的部分，一直以来都是改革和文化创新的先锋。它不仅是某一年龄层的代指，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包含着相应的社会功能。[1]新中国成立70年来青年文化的变革可以说是一部中国社会先头文化的演变史，对之进行考察不仅有助于我们借鉴前有经验更好的发展现有文化，还能够帮助我们在当下纷繁复杂的文化潮流中，辨明青年文化以至中国社会整体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 不过，青年文化在很多情况下嵌入于日常生活并不显见，要对之进行考察从现有研究资料来看，唯有借用对其媒介叙事的梳理和分析才能够管窥其中深含的文化意涵。当前针对青年文化的研究，在本质上其实都是基于媒介留存资料进行的叙事分析，但研究虽有围绕青春叙事、价值观等对青年文化进行回顾[2]，却少有直接从媒介叙事角度分析青年文化发展脉络、明确媒介在青年文化发展中的作用。 媒介是青年文化呈现的重要场域，而且“人类只能在叙事的模式中建构认同，并在文化中找到它的位置”。[3]叙事文本不仅是事实性的，也是表达意义和传递价值的[4]，因此青年文化的媒介叙事不仅包含了对青年文化本身的描摹，也包含了不同媒介叙事主体对青年发展的期许。由此，我们选择从媒介叙事的角度考察新中国成立70年来青年文化的变迁，以洞悉青年文化的发展及其与媒介的关系。 一、“共产主义新青年”：新中国建立初期以党报为中心的革命叙事 当前关于我国青年文化的研究，大都将青年文化的发展溯源到改革开放[5]，而较少有人回溯至1949年，更少有人回溯到建国之前。但从媒介叙事的角度来看，青年文化发展绝不是从改革开放才开始启动的，“1978年启动的媒介改革是对1949年以来建立的媒介体制的扬弃，1949年的媒介体制又是四十年代‘延安模式’的推广……而二十年代的媒介生态是世纪开始的中国媒介现代化进程的演化结果”[6]，这种陈陈相因的“因果链”构成了青年文化整体媒介叙事演化的内在逻辑。 新中国建立初期，此时的青年文化一方面继承了革命战火中中国青年文化的传统——“青年总应该是社会各阶层中最富于正义感，最热情，最纯洁，生活力最充沛的一部分中坚。只要他们看清了事实，他们总是‘见义勇为’，见不义敢于反抗。”[7]——富有爱国心和正义感；另一方面，不同阶级的青年又表现出不同的文化需求——广大贫穷工人和农民阶级青年感恩共产党，拥有激进政治热情，希望通过党的领导发家致富，而受过现代资本主义教育的青年则向往民主自由——出现了多元青年文化景观。 于是，尽管社会变革使青年逐渐对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有了认识，但很多青年仍然缺乏社会经验，对共产主义等的理解仍停留在“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阶段。[8]针对青年文化的以上种种发展状况，主导文化意识到必须对青年人进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由于此时媒介体制延续了苏联模式，以党报为核心的媒介全权掌握在党的手中，所以青年文化的媒介叙事也就在主导文化的领导下，成为以“共产主义新青年”塑造为核心的革命运动。 春雷书店于1949年出版的《给解放了的中国青年》一书，明确指出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青年的任务包括两方面：一是建设工业化的新中国，因此要学习现代化的科学知识；二则是“大大地提高政治的觉悟性”，忠心于人民解放事业[9]，这恰是主导文化对这一时期青年文化的概括和要求。李达在1951年《人民日报》关于实践论的讨论中，引用了毛泽东对知识的概括：“什么是知识？从古至今，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作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作阶级斗争知识，民族斗争知识也包括在里面”[10]，强调了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之后全社会出现了阶级斗争学习的热情，青年文化也开始将阶级斗争收入其内涵中。 《南泥湾》《浏阳河》《大海航行靠舵手》、“老三战”等等在全国广为传播的歌曲和影视剧，都体现了建国初期国家对革命、对斗争的持续关注。青年人就在主导文化的直接宣传和文艺作品的间接熏陶中，向着“共产主义新青年”的方向发展。而在具体的媒介叙事方式上，报刊、职工业余学校、生产运动、学习会等宣传形式，都是青年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及至“文革”，青年文化在阶级斗争上被“极左”错误引导，出现了一段“极左”的阶级斗争时期。但从媒介叙事的角度看，青年文化的发展并没有出现明显断裂，“文革”中的青年文化是对前有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只是极端的情绪和全国化的运动使其在短时间内出现了质的变化。 综合来看，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这一段时期，青年文化是与主导文化共同进退的。在以党报为核心的苏联媒介体制的借鉴和实施下，青年人被赋予了建设祖国和阶级斗争的双重使命，青年文化整体也围绕着这两个核心进行。但“文革”过分放大了阶级斗争的意义和范围，使得青年文化也在主导文化的引导下发生了偏差。遗憾的是青年文化作为社会先导的改革创新作用也在“文革”中失灵。究其根本，青年人难以自己发声，一切文化皆由他人的媒介叙事形塑，可能是青年文化的社会调节功能失灵的重要原因。 二、两种话语：改革初期传统媒介的双轨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