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4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297(2019)01-0003-11 作为世界第四大湾区的粤港澳大湾区由位于珠三角的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九市构成，具体包括香港、澳门、深圳、广州、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等城市，这个城市群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与创新活力最强、要素组合流动最为活跃的区域之一。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战略，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可以说，粤港澳大湾区无疑将成为“四个走在前列”的先行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进新时代的区域坐标，成为我国全面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标杆。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青年最为集聚的地区，为青年在“中国梦”伟大实践中实现个人梦想提供了大舞台；青年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未来，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力量，也是大湾区未来创新活力的源泉。同时，大湾区也是我国青年思想最为活跃、价值最为多元的地方，港澳地区受西方价值影响较大，意识形态、社会思潮复杂多元，大湾区内地城市毗邻港澳，也多受影响。将大湾区青年朝向有利于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核心价值观方向引导和塑造，增强港澳青年对祖国和民族的认同感，还将有助于守好大湾区意识形态的南大门。因此，鼓励和吸引湾区青年尤其是港澳青年一代融入大湾区建设，进而融入国家建设大局就成了大湾区建设中青年政策设计的应有之义。鉴于此，有必要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过程中，站在战略高度从顶层设计层面审视湾区青年的发展和政策议题，以建设“青年发展型大湾区”为引领，保障青年发展的优先权，将青年视角与青年需求纳入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中加以布局，实现包括港澳青年在内的大湾区青年更好成长、更快发展。 一、世界三大湾区经验彰显出青年发展与青年发展政策在湾区崛起中的重要价值 青年期是从少年儿童向成年人过渡的关键阶段，青年在全面社会化和人生转型过程中形成了非常广泛全面的成长发展需求，也由此产生了非常多元化的利益，这种利益需求是人的生命历程中最为广泛、最为全面、最为强烈的阶段。从思想价值的塑造，到教育技能的提升，从身心健康的促进，到婚恋生育成家，从就业创业创新，到社会融入社会参与，从文化休闲，到权益维护，从预防犯罪，到社会保障等等，这些发展需求涵盖了从能力增进，到能力运用，再到公共政策、体制机制与社会环境优化多个层次和多个领域，需要政府、社会、市场和家庭协同施策、共同发挥作用。青年是可塑性最强的人生阶段，富有创新创造变革的精神和力量，容易抛开各种陈规旧习进而推陈出新，他们渴望实现梦想、渴望获得认可，也容易被各种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所感染和动员。青年的聚集具有广泛的外部效应，青年人这种向上向外的张力，在经济社会发展与青年发展良性互动的场景下，一旦得以被经济社会发展所吸纳，并且通过岗位工作、创新创业、志愿服务、社会参与等方式反作用于社会，无论是直接的促进抑或间接的溢出，都得以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能。青年聚集且充分发挥作用的区域往往都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而青年逃离的区域则会呈现出一种内向的保守化的倾向，甚至某种荒漠化的趋势。因此，青年面貌决定着未来国家和社会的风貌，而基于国家建构的理论视野看，青年发展又不是简单的自然生理过程，而是一个青年与国家、社会互动互构的结果，是在特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技术场景下，国家整合各种社会化路径、载体、资源和方法将青年塑造成为合意状态的过程。 湾区经济是在人类进入海洋文明时代，在港口贸易基础上不断提升演化而衍生出的一种空间经济形态。世界三大湾区包括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都是全世界最具有综合优势的区域，三大湾区的经济活力、科技创新和技术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区域与国际经济格局。这三大湾区中，纽约湾区打造了世界金融中心华尔街，旧金山湾区诞生了世界创新中心硅谷，东京湾区发展出的临港经济贡献了日本全国三分之一的经济总量。湾区吸引青年在于其高等教育、科技创业、风投金融、宽容环境、良好居住环境和公共服务等整个适合青年发展的生态系统全链条的优化与完善。换言之，在特定公共政策塑造下，当城市、城市群实现了与青年达致结构性良性互动的时候，那么这种城市又往往被称作青年友好型城市。正是由于城市群、城市与青年互动关系所产生的广泛、深刻的经济社会效应是如此引人注目，因此，如何塑造城市、城市群与青年的良性互动关系就成为一个决策层、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关注的议题。 例如我们非常熟悉的硅谷就位于旧金山湾区的圣何塞等城市和县境内，对于硅谷这种创新创意经济的成功，不同的学术流派提出了不同的解释框架，“公司驱动”学派将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归为企业和产业集群的形成，社会资本学派则将经济增长归因为社会凝聚、信任和社区关联的结果，人力资本学派则视区域增长为“受教育者集聚”效应的结果。创意经济学派代表人物美国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就将创新创意经济的成功归因于三个关键因素，并将之称为“3T”，即技术(Technology)、人才(Talent)和宽容度(Tolerance)，其中，科技是核心要素，人才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宽容则能激励创意生产能力、吸引并留住创意人才，“宽容吸引人才、人才创造科技”。后来，佛罗里达在对美国五个州的社区进行调研后，对“3T”理论进行了修正，增加了第四个“T”，即领域资产(Territory Assets)，指可以吸引高技术人才或移民的创意氛围。他认为这一“创意资本理论”对于解释旧金山湾区等美国的城市和城市群之所以能够成为美国的创新中心与他们能够同时具备“4T”的条件具有紧密的相关关系。对于硅谷经验的分析最终都会指向这样一个事实：硅谷正是一群受过良好教育和具有创新精神的青年人在良好的经济社会条件和公共政策环境下创造的奇迹。[1] 目前，各国智库机构研发出了多套有关于青年友好型城市的评价指数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美国经济研究所的求职目的地/求学目的地(EDI/CDI)指数排行榜、加拿大解码公司的“青春城市”排行榜以及国内的“新一线城市”排行榜以及腾讯年轻城市排行榜等等。这些排行榜在讨论城市的吸引力的时候都涵盖了这样几个维度：城市的人口结构特征、城市的经济形态和产业结构对青年的就业创业吸纳承载力、城市为青年提供的生活休闲环境、城市为青年提供的社会福利保障。例如美国经济研究所的求职目的地/求学目的地排行榜就从人口特征、生活品质和经济形势三个维度测度城市与青年的互动关系。人口特征维度通过城市市民当中受过高等教育人口比例、城市中种族与民族多样性程度两个指标加以测度，它反映了一个城市的人口素质以及包容度，青年喜欢与同层次的人为邻，喜欢具有包容性和多元性的社会氛围。生活品质维度则通过城市步行骑行和公共交通的使用比重，艺术娱乐雇员比重，餐饮酒吧数量等三个指标来测度，这反映了城市的通达性程度，青年文化休闲的丰富程度，以及为青年提供除了家庭和单位之外的“第三空间”这一知识溢出合意场所的情况。经济形势维度则通过青年失业率、STEM领域就业比重、青年工资收入、房屋租金等四个指标加以测度，主要体现了一个地区的经济繁荣活跃程度，经济和产业，尤其是科技创新产业对青年就业的吸纳程度，青年的收入、生活成本与价值实现状况。[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