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3785/j.issn.1008-942X.CN33-6000/C.2018.08.201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zjujournals.com/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19-03-05 [网络连续型出版物号]CN33-6000/C 近代经今古文之争本是清学汉宋之争的子题，后演化为清末民初政教、学术转型的枢纽。民初整理国故与古史辨运动聚焦今古文经辨伪工作，侧重公羊改制与刘歆造伪，辨伪经典实有意消解经学义理、礼制与政教体系的合理性。后学通常认定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结束了晚清以来的经今古文学之争，经今古文之争演化为史学问题①。经史异位、由经入史诚为时代大势，但应当进一步追问经今古文学的内在派分与经义分殊及其所承载的学术方法、问题、理念，乃至背后所指向的回应中西文明分合的方式是如何被民国学人扬弃与超越的。20世纪30年代，经学史学化已成定局，如何超越经今古文之争，以史学的方式处理经今文学与经古文学的理念、方法与材料成为学界焦点，由此开启了新一轮“今古文论战”，钱玄同、蒙文通等学人称之为“超今文学”，扬弃经今文学的议题、方法与义理成为各派学人实践新学术的起点。以此为线索，将“超今文学”置于民国学界复杂的历史脉络中，当可更深入地阐释经今古文之争在晚清民国时期演化的多元线索和内涵，准确把握近代学术转型的多重路径与复杂性。 一、“今古文论战”与“回到廖平” 就清代学术流变的内在脉络而言，经今古文问题仅是汉宋之争的子题。陈寿祺、陈乔枞父子“渐别今古”，由粗及精。廖平《今古学考》以礼制平分今古，发明《王制》《周官》分别为今学、古学的宗纲。受廖平《今古学考》《古学考》等著作启发，康有为倡言公羊改制，复兴今文学，由此引发晚清民国政治与学术的多层纠葛。古史辨运动强化了康有为之于现代学术的意义，顾颉刚自称“上古史靠不住的观念”来源之一便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清代今文经学，今文学的古史观可谓古史辨运动兴起的关键因素。相形之下，廖平之于近代古史学的意义在既有学术史叙述中长期未被重视。实际上，廖平早已怀疑古史一元叙述，当他以礼制并非一系区分经今古文时，便注意到古史多元问题。求学时期的顾颉刚称赞清末如果没有今文学，“将使朴学之功与汉人头脑同其混沌”[1]171。在傅斯年的启发下，顾颉刚认为：“国中为学主者，近世惟康长素与太炎先生，风从最众，建设最著。康君之学受之廖氏，屡闻称说。今太炎先生又受其学，则廖君洵开创时世者已。”[2]3581920年前后，顾颉刚为探讨托古改制说的来源，多次点校《知圣篇》，认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均出自廖平《今古学考》与《古学考》，理据确凿，无须辩论，康有为颇有欺世盗名之嫌。顾颉刚关于商周不同源的说法正源自经今文说。康有为疑古历史观为古史辨运动提供方法与思想动力，今文学经史多元观成为古史辨思潮演化的内在学术议题。古史层累观突破古史一元体系建构，恢复古史的多元叙述，经今古文问题成为研究古史最核心的问题。 北伐前后，国内的学术格局有所改变。顾颉刚南下讲学，提倡怀疑精神，以疑古辨伪打破信古氛围，亦打破“求正统”的观念而易以“求真实”的观念，赞扬清代经今文学与康有为的变法运动，古史辨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若要在学理层面超越今文学，势必要分析一元古史系统的来源。顾颉刚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开设上古史课程，对今古文问题有较深的认识，重点在于辨析经今古文系统中关于少昊的历史叙述与五德终始说。与此同时，廖平门生蒙文通撰成《古史甄微》，以鲁学为根本，质疑古文经的古史系统，经传并重，博采诸子百家学说，甚至多采用谶纬学说，提出古史三系说，申明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顾颉刚与蒙文通的学术活动直接激发钱穆撰写《刘向歆父子年谱》，力图解决晚近经今古文之争。顾颉刚向钱穆约稿，钱穆“即读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而心疑，又因颉刚方主讲康有为，乃特草《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与之”。钱穆虽称“此文不啻特与颉刚争议”，但此文无疑旨在回应顾颉刚[3]146-152。1930年6月，顾颉刚推荐此文刊发于《燕京学报》。钱穆以史学立场“为经学显真是”，考量新莽代汉的历史发展趋势、人心所向，力证刘歆并未篡改群经，《周官》《左氏传》二书皆先秦旧籍，经今古文学之分在东汉之前并未分明，今古对立为近世晚起学说，列举康有为学说不可通者二十八端，认为廖平分别今古、尊今抑古之论张皇过甚。顾颉刚在《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中虽然吸收了钱穆的某些意见，但依旧沿用康有为、崔适的刘歆造伪说。双方往复争辩，钱玄同称顾颉刚“颇有意于再兴末次之今古文论战。刘节必加入，适之将成敌党”[4]806。此时，胡适在中国上古史学转变的趋势中，开始由疑古走向傅斯年所提倡的重建，《刘向歆父子年谱》成为促使他放弃“刘歆遍伪群经”说法的重要因素，他进而批评顾颉刚仍旧墨守康有为与崔适之说。胡适与钱穆论辩今古时，提出“廖季平的《今古学考》的态度还可算是平允，但康有为的《伪经考》便走上了偏激的成见一路，崔觯甫的《史记探源》更偏激了”，现在应该“回到廖平的原来主张，看看他‘创为今古学之分，以复西汉之旧’是否可以成立。不先决此大问题，便是日日讨论枝叶而忘却本根了”[5]1105。胡适知晓廖平与康有为学术倾向有别，廖平“平分今古”之说是近代今古纷争的根本，“回到廖平”成为超越今文学的重要环节。 钱穆、顾颉刚、胡适、钱玄同等人的讨论引发了学界对经今古文问题的再度热议，既有研究侧重讨论各方观念的异同与互动，却忽视了此次今古文论战所展示的今文学内部派分与经史转型复杂的内在理路。刘节评论《刘向歆父子年谱》对经今古文问题的探讨是“消极攻击旧说”，而非“积极分析事实”，更期望能“说明今古学之源流与底蕴，以为讲论学术史者所取资”。钱穆关于“刘歆未造伪经之证据颇多，而对于《周官》及《左氏传》之著作时代无具体意见”，“抨击崔、康者仍未能中其要害”。“当崔、康辈立说初意，本在提倡今文，因而不能不攻击古文经典，于是《周官》及《左氏传》之著作时代发生问题矣。后人复以其攻击古文家之法还以检讨今文经典，则《春秋经》及《公羊》、《榖梁》二传相继提出不信任案，由是《禹贡》、《洪范》、《尧典》、《金縢》一一证明伪作，而中国上古史顿觉改观。”[6]149-151刘节视钱穆为古文学立场，诚然有所误解，但所提出《周官》与《左传》的年代问题的确是解决经今古文的症结。钱穆本来没有经生之见，更无“平分今古”的束缚，他批评廖平“以礼制一端划分今古鸿沟，早已是拔赵帜立汉帜，非古人之真”[5]1098-1101。循此思路，自然以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为今文学大本营，力驳刘歆造伪说，再得古人之真，以史事解决今古文之争。为了回应刘节的批评，钱穆撰写《〈周官〉著作时代考》，论证何休所谓“《周官》乃六国阴谋之书”的说法比周公作《周官》与刘歆伪造说更为合理。不过，钱氏仅将考证《周官》《左传》的成书年代视为突破经今古文问题的辅助。刘节还指出：“晚清治今文学者以皮锡瑞、廖平、崔适、康有为最有力。如廖平之《今古学考》、崔适之《史记探源》，皆精深宏笃，远在康氏以上。”[6]150换言之，超越今文学不能仅以康有为为鹄的，更要考察廖平与崔适学说。有学人批评刘节所言昧于康氏之说统治民国学界的事实，犹惑于廖、崔诸说，应是有所误解。若以今文学流变内在脉络的视角而言，刘节意在提示廖平与康有为学术的不同及其启发后学的不同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