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根据《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种“新唯物主义”构成了马克思全部革命理论的哲学基础。对于这种新唯物主义的学说内容及其与近代占主导地位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关系，马克思并未做系统明确的说明，但又在他的几乎所有重要文本中有所涉及和暗示，以至其成为非常复杂的研究课题。在中西学界，对唯物主义的兴趣这些年来正在悄然复兴，唯物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哲学倾向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思想者重新思考”(夏莹)。这一问题涉及对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性质的理解。就马克思超越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而言，马克思新哲学也被称为“实践哲学”。本文拟对唯物主义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关系提出自己的粗浅看法，愿就教于哲学界同仁。
一、“西马”学者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
“唯物论是哲学上最初的最低的但比较最坚固的阶段。”(《朗格唯物论史》下卷，第559页)这是朗格名著《朗格唯物论史》的一个重要判断。唯物主义直接从人类的自然意识出发去理解世界的本质，主张物质是世界的实体和本原，这是古代“前苏格拉底哲学”和近代“前康德哲学”的共同特征，代表了人类追求关于世界本质的知识之伟大理性精神的努力。另一方面，唯物主义固有的反宗教倾向及其启蒙民众心智、净化民众信仰的作用，又使它成为最早的意识形态和哲学政治。
但唯物主义为什么成为马克思革命理论的哲学纲领？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研究课题，绝非一般人看上去那么明显。上个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比如，卢卡奇给出的回答：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功能不是纯粹的科学认识，而是无产阶级的行动武器；(参见卢卡奇，第305-307页)以及柯尔施给出的回答：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不是在任何抽象的意义上说的，而是具体地和现实地改变资产阶级社会的具体的和现实的世界”(柯尔施，1993年，第52-53页)，在今天看来恰恰都是抽象的、不充分的。稍后，霍克海默在其名篇《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中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他首先正确指出，把唯物主义归结为“任何真实的东西都是物质的东西”，以及由此引发的“精神活动能否分析为物质过程”的争论，都是荒谬的和毫无意义的，因为唯物主义并非一种普通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观点不相容于那种向人发出绝对要求的观念。这种要求只有在存在着对绝对意识有所信仰的地方，才可能是合理的。”这种对绝对意识的绝对要求，即获得事物全体与无限性的认识，正是形而上学问题的特征。(参见霍克海默，第18、13-14、19、25页)在霍克海默看来，典型的形而上学是唯心主义，即把整个世界看作理性的产物，理性从自身获得绝对知识，千百年来唯心主义都在“试图回答(这)同一个永恒问题”。唯物主义对这种永恒问题和绝对知识不感兴趣，“唯物主义观点在根本上是由那些在当下时刻所把握住的任务来决定的”，这个任务就是改变现存世界的秩序，变革造成大多数人不幸生活的外部条件，“唯物主义理论是改善人类状况的努力的一个方面”，它不关心现象背后的绝对终极存在，而把每一种知识都看作是特定时代有限的物质条件和经济关系的产物。(同上，第21-22、23、25、28-29、33、41页)总之，霍克海默这篇文章在非反思的意义上直接规定了唯物主义的政治内涵，这种直接断言缺乏逻辑上的理据性和必然性：为什么作为一种哲学的唯物主义会去关注现实的变革？一种致力于变革现实的革命哲学又是什么样的？对此显然没有令人信服的论证。霍克海默对唯物主义的这一阐释只是重申了“哲学的真正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一命题，但尚未进入马克思这一命题背后的复杂问题内部，因此无法解释马克思为什么选择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哲学。
葛兰西对这一问题给出了更富有教益、也更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解释，他也是较早以正确和深刻的方式把马克思的新哲学命名为“实践哲学”的人(参见仰海峰，第62-63页)。按照葛兰西的理解，马克思新哲学负有双重使命：第一是用这种新哲学去教育民众，第二是通过这种新哲学去取代现有西方文化对整个世界文化的领导权。葛兰西对第一个任务的理解是复杂的，既没有“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的激情，也没有为开创历史去塑造一种革命主体的使命感，而是在新的复杂历史条件下重新反思唯物主义与大众文化的关系。从历史的源头看，唯物主义从来就是人民的常识与宗教，“民间的宗教是粗糙的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本身就是常识的一个不可小看的层次，它靠宗教本身得以维持”。因此唯物主义“在政治上”是最接近人民的，但那只是“一种平凡而庸俗的唯物主义”，同各种偏见和迷信联系在一起。葛兰西不否认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本质就是成为群众的哲学”，也许能够通过社会变革从人民文化的矿石中冶炼出新唯物主义的珍宝，但葛兰西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是犹疑的。关键在于：用新哲学“对那些在文化上还处于中世纪状态的民众进行教育……把新哲学组成一种略高于民众平均文化的(那是十分低的)文化，不过这种文化是绝不足以战胜有教养阶级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因为这种文化根本没有什么批判阐述和发展过程可言”。(参见《葛兰西文选》，第223、226、229、244、246页)
由此导致了葛兰西对第二个、也是更深刻任务的理解：新哲学绝不仅仅是一种人民哲学，而是承担着更重要的使命：它是近代西方文化全部发展成就的“顶点”，而且必须超越这一成就，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文化领导权。为完成这一使命，它必须造就一批新的独立的知识分子，而不只是教育民众，因为文化领导权只能实现为“以知识分子为体现者的文化过程”；它还必须创造一种真正的哲学体系，不只是作为教育和论战的“群众哲学”，而是作为“个别哲学家的成果”，具有“一种完全定型的体系”，包含“一个抽象的组成部分”等等。(参见《葛兰西文选》，第226、228、244、269页)葛兰西特别强调：“新哲学之所以产生，正是为了超越当时文化的最主要表现——德国古典哲学”；就其与唯心主义这一现代高级文化的差别而言，葛兰西称新哲学是“大众文化与高级文化对立中的辩证法”。文化领导权思想无疑是对马克思理论事业的一种特别深刻的理解，因为它启示了最关键的问题：马克思新哲学在什么意义上是一种“改变世界”的哲学？葛兰西认为，马克思实践哲学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独创的、完整的哲学，“它的独创性不仅表现在对先前哲学的超越上，而且首先表现在它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使理解哲学的整个方式从头至尾焕然一新”。(同上，第226、228、27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