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9633/j.cnki.11-2579/d.2019.007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必须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永恒主题”，“要深化爱国主义教育研究和爱国主义精神阐释，不断丰富教育内容、创新教育载体、增强教育效果”[1]。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社交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虽然现代科技让作为主力军的青年网民充分享受顺畅沟通、突破时空的乐趣，但其凸显的“后真相”问题也给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带来挑战。在“后真相”时代，“事实”与“情感”之间的倒错逻辑使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的内容传授、情感激发、话语引导、表达方式遭遇棘手难题。因而，如何纾解“后真相”时代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焦虑，解决当前困境，并培育青年爱国主义情怀，成为我们需要深入思索和研究的重要问题。 一、“后真相”与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焦虑 1.事实与情感的张力：“后真相”时代的“真相”反思 从原初语境看，“后真相”作为舶来词深植于西方特定的政治传播与社会文化背景之中。20世纪90年代初，美籍塞尔维亚文化学者史蒂夫·特西奇用“后真相”一词描述官方与公众之间的“不信任心理”，前者倾向于为自身利益掩盖事实，企图将真相隐藏于“幕后”，甚至通过操纵舆论蒙骗群众，后者则对政府的信息描述持怀疑心理，竭尽所能挖掘真相、揭露谎言。如其所言，普通民众所接触的政治信息往往是经过“加工与改编的”，他们已经被抛进一个“后真相的世界里”[2]。事实上，无论是政治领域，还是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真相”通常不是裸露在外而让人们直接探取，它总是隐藏于纷繁复杂的事物之间或千丝万缕的喧嚣社会中。特别是当人们缺乏科学精神的浸润与执着信念的追寻时，真相可能以扭曲方式进入公众视野，或者永远藏于表象之内。需要指出的是，这是人们追求真相过程中一般要经历的“体验”，也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然而，“后真相”却掺杂着“虚伪”与“欺骗”，它表现为一种故意隐瞒事实的行为，并且在此过程中催生扭曲的“合理或正义心态”，似乎谎言与欺瞒原本就是政治主体的“应然素质”。我们可以看到，正是特西奇对“后真相”的深刻描述，才引起西方学者关注。受此启发，拉尔夫·凯斯将“后真相”扩展至公众日常生活领域，并在《后真相时代：现代生活的虚假和欺骗》中对这种现象的内涵做了拓展深化。随后，“后真相时代”“后真相政治”“后真相社会”“后真相世界”等成为各个领域学者经常使用的概念。 如果说以特西奇为代表的学者只是开启了对“后真相”现象的关注，那么网络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以及民粹主义思潮的刺激，才真正让这个深触人心的词汇引发公众思考。尤其是“英国脱欧”“特朗普执政”让人们切身感受到公众舆论中“情感或信念”与“客观事实”的影响力问题，彰显出“后真相”的巨大威力。这是因为，在影响公众舆论走向上，诉诸情感要比阐述事实的作用更直接、更奏效。尤其是在网络社会，信息发布、信息传播以及信息消费的门槛大大降低，主体呈现一种隐匿状态，他们通过丰富多样的网络符号表达自身。这样一来，不但信息量成指数式增长，而且信息的真实度、精确度明显降低，诸如不实谣言、虚假信息、编造谎言等现象或问题层出不穷。更为重要的是，在“后真相”时代，非理性宣泄、情感式话语、激情化语言更容易操控舆论，人们似乎对追寻、揭示事实真相失去耐心，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非理智的旋涡之中。由此而带来的问题是，“后真相状态呈现出一种深刻的挑战：我们以往长期信奉的公共交往原则和规范—事实胜于雄辩、真理越辩越明、真相面前人人平等，都不再是自明正当的，也不再能够有效地应对公共意见的分歧”[3]。 从本质上看，网络“后真相”时代事实与情感呈现复杂交错的状态，真相本身也变得“扑朔迷离”。著名学者维纳指出：“技术发展对善和恶都带来无限可能性”[4]。诚然，互联网及其社交媒体技术本身并无善恶之分，但它们却以各种方式嵌入社会生活，并在此意义上远离其中性特质。如此一来，“后真相”时代客观事实与情感或个人信仰对公众舆论的影响力就绝不是界限分明的。相反，人们是在事实与情感张力中做出态度反应，并据此进行行为选择。更为重要的是，人作为一种情感动物，特别容易在追求事实过程中陷入情绪化状态或个体主观意愿泥潭里。进一步追问，公共舆论何以更容易受到情感或个人理念影响呢？实际上，这与追寻真相或客观事实的过程性与复杂性特点密切相关。网络社会纷繁复杂的信息让客观事实难以在短时间内呈现出来，谣言乱飞则增加了揭示真相的不确定性，这时候非理性情感或个人理念更能俘获人心。于是，“真相”并没有消失，而是衍生出各式各样的替代形式。人们在情绪或主观意愿影响下，有选择性地相信部分事实，或者把不实信息当作真相，或者故意拒绝明知是事实的真相。 2.弥漫的焦虑：“后真相”时代“成问题”的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出现，使‘有图有真相’让位于‘后真相’时代”[5]。在网络“后真相”时代，传统意义上的青年爱国主义教育正面临着消解与解构。这是因为，以往青年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所相信的“有图有真相”逐渐失去了“合理性与正当性”，网民对“无可争议的真相”提出质疑，以至于在非理性与情感化的网络交往中陷入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