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需要不遗余力地强化爱国主义，青年群体更是所有爱国主义教育的重中之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青年爱国主义展现出不同的时代风貌。近年来，随着“精日辱国”事件的频繁发生，当代中国“国家化”的爱国主义正遭受“个体化”青年思想观念的多维冲击，一定程度处于进退维谷困境之中，亟须对相关代表性观点进行回应，促进新时代青年理性爱国主义的“社会化”转向。 一、冲击一：全球化时代不需要爱国主义 【代表性观点】全球化时代不再需要爱国主义，应该发扬世界主义、普遍主义，爱国主义只会阻碍全球化浪潮的推进。这一观点在青年群体中很有市场，对爱国主义形成了一定冲击。 【回应】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一部分青年受普世价值的影响，开始宣称世界主义和普遍主义，认为爱国主义不仅束缚了个人的情感表达，同时还将阻碍全球化进程中个体理想抱负的实现，一定程度造成爱国主义的“合法性危机”[1]。此类观点影响极大，需要从根本上加以辩驳。 1.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是最主要的治理单元 尽管全球化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不可阻挡的趋势，但是，从现实发展来看，单体民族国家依然是全球化进程中最主要的治理单元。任何个体都产生并归属于具体的民族国家，生活、工作、学习在民族国家空间范围之内，与民族国家发生诸多关联。即使在全球化时代，个体流动空间从民族国家扩展为全球网络，但最终的身份认同与角色认定，依然受制于民族国家。现今的全球化进程，恰恰就是发源于民族国家，受到民族国家的强有力推动。离开民族国家，全球化进程不仅会遭受挫折，甚至会产生各种“逆全球化”现象，阻碍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全球化固然给人类历史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有利契机，使民族国家享受前所未有的发展红利，但是全球化产生的诸多问题，如难民危机、资源枯竭、气候变化、种族冲突等，同样有赖于民族国家合作治理。 2.全球化的主要动力依然是民族国家 工业革命以后，无论是英美法先发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还是亚非拉后发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民族国家都是最主要的国家组织形式。在民族国家的组织形式下，各个国家推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现代化，极力融入全球化，并争取在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因此，全球化的历史，就是民族国家不断发展壮大以至于现代化的过程。全球化不仅仅是一个孕育“世界主义、全球正义”[2]的抽象价值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样化、社会现代化以及环境生态化的具体演变阶段，需要各个民族国家通力合作，增强全球化的体验感与获得感。进而言之，全球化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倘若缺少民族国家的参与，全球化只会呈现出支离破碎和自由放任的状态，不仅妨碍了全球共性问题的解决，同时还影响人类历史进程。 3.全球化进程中个体归属并服从民族国家 全球化进程中，个体活动超越民族国家范畴，延伸为全球空间。全球空间范围内，个体的流动性大大增强，时间和空间高度压缩，促进个体由“国家人”向“全球人”转变。即使在这种背景下，个体也并非独立于国家而抽象的存在。现今为止，全球范围内的任何个体，仍然在民族国家的制度作用下，归属并服从于民族国家。少数处于战争状态下的地区，大多也在极力构建民族国家。一方面，个体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活动，需要民族国家的身份认证，否则便难以融入全球化进程；另一方面，民族国家也是个体全球化的基础，没有民族国家，个体全球化无从谈起，而只会落入“乌托邦式”的无政府主义，造成人类文明的衰退。全球化通过民族国家，作用于个体行为选择；个体行为选择通过民族国家认证，进而融入全球化进程。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离开任何一个方面，都有失偏颇，堕入误区[3]。“爱国主义在全球化的当今世界遭遇严重挑战，但它依旧是公民国家伦理的价值皈依”[4]。全球化进程中的青年爱国主义，也并非是单方面的讲究“世界主义、全球正义”，而同样需要强调爱国主义。即使少数青年群体侧重于“世界主义、全球正义”的鼓吹，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同样离不开“爱国主义”的支撑。没有爱国主义的“世界主义、全球正义”，无异于缘木求鱼。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并非二元对立，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也不是水火不容。从当前来看，民族国家依然是人类最主要的组织形式，爱国主义也是主流的得到普遍认可的意识形态。在民族国家基础之上，全球化得以孕育而生，世界主义演化成为一种文化思潮。但从主次地位来看，全球化进程受制于民族国家，世界主义处于主流爱国主义意识形态作用之下。 全球化时代，爱国主义依然是主流意识形态，值得青年进一步坚守和弘扬。世界主义与全球正义，应当置于爱国主义范畴之内加以考量。从实践层面看，当前的全球化是民族国家参与的全球化，离开民族国家，全球化无从谈起。当前的全球化，也并没有产生出一个具有约束力的世界政府，即世界主义和全球正义尚不具备扎实的实践基础，仅仅是作为多元思潮之一而存在。青年群体不应当以“世界主义、全球正义”的存在，而否定爱国主义的实践基础与理论指向，更应当以“爱国主义”统摄“世界主义、全球正义”，赋予爱国主义新的内涵，用实际行动展现爱国主义的责任与使命，而不应当寄希望通过抽象的道德原则来解决“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5]之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