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19)02-0082-08 在中国的语境中，德治或以德治国被视作是一个重要的国家与社会治理原则或理想。在官方的一些重要文献中，德治与法治往往并举，两者被视作是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让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已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原则。 官方文件出台后，学者们试图对之予以解读，至今已有难以胜数的文献面世。研究者们关注的问题不尽相同，切入的角度有所差异，得出的结论难免分歧。这些是研究工作的正常现象。在这里，我想回归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什么是德治？如何界定德治？它可能是德治研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若不能得到很好地澄清，其他进一步的研究就很难展开。这显然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从字面来看，德治指的是以道德来治理或控制国家。可什么叫作以道德来治理国家？道德怎么介入国家的治理？ 在本文中，笔者将考察关于德治的三种解释。在笔者看来，这三种解释是最有希望的。它们分别是：德治作为德教，德治作为德政，德治作为道德全面法律化。笔者将依次探讨这三种不同的解释。 一、德治作为德教 在所有关于德治的阐述中，一种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主流解释是：所谓德治，就是在治理国家时，要充分发挥道德的功能和作用，从国家的层面或借助国家的力量推进道德建设，积极弘扬优良的道德观念，培育人们的高尚品德，提升人们的道德境界和水准，以此来确立和维系良好的社会秩序。①我们可把这种关于德治的理解简称为：德治作为德教。 这里要思考的第一个问题是：基于以上对德治的界定，德治如何能够作为一种治国的方略，或者说，德治之“治”究竟体现在哪里？从治理国家的角度来说，治理应当指的是治理者通过确立统一、明确且公开的规则体系，通过执行这套规则体系，通过裁决围绕该体系的争执，并通过惩戒那些犯规者的越界行为，来实现和保持稳定有效的社会合作局面。治理的一个鲜明体现是：它必然会限定人们自由活动的空间，只给予一定范围内的自由选择余地。这是治理的应有之义。 根据对治理概念的这一理解，真的存在德治吗？要知道，按照德治的主流解释，它的重点在于进行道德教化，弘扬优良的道德观念，抵制败德的现象和行为。道德教化的宗旨当然在于塑造人们的道德观念，并进而影响和改变人们的外在行为。可是，道德教化并非刚性的约束；教化者在从事教化时，只能期待宣教活动会触动人们的思想，并不能强行要求人们改造自己的思想和行为。道德教化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软性的限制。这当然不意味着它是不重要的，或者它的约束力一定不如刚性限制有效。可是，道德教化的这一特点似乎使得它与国家治理的本质相悖。毕竟，它本质上只是一种诱导和劝诫，人们可能受到它的影响，也可能完全不为所动；教化者可以言之谆谆，而受教者也可以听之藐藐。换言之，在道德教化问题上，事情的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受教者，受教者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的空间。考虑到国家治理的实质，在于通过确定的规则体系来限制人们自由活动的领域，我们不由地会心生疑问：道德教化或建设中哪里体现出国家治理了？更进一步，我们自然会质疑把道德教化提升到治国方略高度的合理性。 在这里，通过与法治的比较也许更能说明问题。在任何法治国家中，会有确定的立法机关制定和颁布法律，有执法机构执行法律，有司法机构裁决人们就法律条款出现的争执。各种法律条款会划定人们行为的界限，而国家会动用国家机器的力量去威慑那些图谋不轨者，或惩罚那些作奸犯科者。从这个角度来看，法治中明确地体现出国家治理的色彩，法治与国家治理的本质完全契合。 基于这些考虑，如果把法治视作是治国方略，那就很难把道德建设或道德教化也作如是观。法治之治与道德建设或道德教化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运作模式：两者诉求的手段，依靠的力量，对个人自由的限制程度是不同的。既然如此，怎么能把两者视作是比肩的治国路径呢？②同时，考虑到国家治理的本义，把道德建设或道德教化命名为德治也有些名实难副。 这种主流解释面临的第二个困境是：德治作为一种治国的理念，该如何为其提供正当性证明？任何一种治国的理念或原则都不是天然正当的，都需要充分的理由或根据去证成。法治如此，德治当然也不例外。该如何证成德治呢？ 在证成德治为何重要这一问题时，绝大多数文献都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入手，试图通过对比道德与法律各自的不同功用，以阐明法律的限度和道德的重要性，进而论证以德治国的必要性。学人们经常诉诸的道德与法律的比较有以下一些：法律的确立和制定是实现法治的起点，法治中的法律必须是良法，不能是恶法。但什么是良法呢？良法必须以道德为基础，与道德要求保持一致；即便确立了法律，且法律为良法，可若法律不能得到普遍遵守，法治还是无法建立。要令人们自愿地遵从法律，这离不开一种道德文化的支持；徒法不足以自行，再完善的法律也需要有人来执行和适用，执法与司法人员的道德素质对于法治而言意义重大；法律调节的范围是有限的，再完善的法律也不可能涵盖所有的社会关系和人类行为，法律总有空白和疏漏之处，这就需要靠道德来调节，此所谓“法律之所遗，道德之所补”也；法律需要不断地修正和完善，才能应对新的社会问题。但一项法律从酝酿、制定到颁布，是一个严肃且复杂的过程，这就使得即刻诉求法律手段去应对新问题变得不可能，因而需要道德的介入与调节，需要发挥道德的作用；法律只关注人的外在行为，不涉及人的内在动机、思想或情感，因而无法深入人的精神领域。道德不仅调控人们的可见的行为，而且更关注人们不可见的内在世界。法律只能治标，道德可以治本。 这里应当考虑的问题是：诉求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可以证成德治吗？当人们采用这种进路来证成以德治国时，似乎忽略了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关于道德与法律关系的考察，也许能够很好地说明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说明道德与法律如何相辅相成，不可或缺。可是，即便这些说明都是准确无误的，它们也只是阐明了关于道德的一些事实，或者说，它们也只是关于道德的一些事实判断。问题在于，当人们提出以德治国时，实质上说的是应当以德治国，而这显然是一个价值判断。诉求德法关系去证成德治，其实就是要从一些关于道德的事实判断，推出关于德治的价值判断。鉴于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判断，不能直接从前者得出后者，因而这种证成思路似乎大有问题。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