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690(2019)01-0001-11 Doug Saunders在其著作《到达城市：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潮如何重构我们的世界》中谈到，21世纪对人类社会影响最深刻的事件就是大规模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终将导致城市空间的重构和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1]。在过去的40年里，随着城镇化的进程，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乡—城人口流动。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统计，仅2017年就有2.44亿人口参与到这场迁移大军中来，其中乡—城人口流动占到80%以上[2]。对于移民及其家人，迁移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家庭生计风险的降低。对于迁入地，移民的辛勤劳动也为当地的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现行的户籍制度，往往使得他们在城市生活和工作中处于弱势和边缘化[3]。大量的移民很难顺利迁入到目的地城市成为城市的永久居民。因此，他们大多采用“循环流动(Circulation)”的模式往返于城乡之间。国务院在2014年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计划取消城乡户籍的“二元划分”[4]。实际上，相当数量的移民依然很难充分地享受到城市发展的红利，也难以得到城市居民所拥有的社会保障和服务[5]。对于地方政府，流动人口往往会被贴上负面标签，被认为是不稳定的社会因素从而影响社会治安。流动人口迁入城市确实往往会给城市管理带来一定的压力[6]。然而，流动人口是地方政府在新型城镇化时期难以回避的群体，也是重要的国家战略[7]。所以，“迁移”这一重要的空间现象给中国城市和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对于流动人口的研究在较长时间里仍然是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关键议题之一。因此，探索流动人口如何做出决策，开始移动，以及停留的内在机制等内涵对于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尽管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的流动人口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有些工作仍然存在不少的争论。需要了解的是：户口到底是如何影响人口迁移的？移民及其家庭成员迁移和定居的决定是如何做出的？移民是怎样在目的地构建起社会网络和社区空间的？流动性视角下移民的日常生活实践如何进行？本文的目的旨在通过回顾以往文献，将流动人口及其相关研究议题进行一定程度的归纳总结，期望通过梳理把握迁移行为在个体、家庭、社区及城市尺度的某些规律性现象或出现的新现象，探讨未来的迁移研究的方向、内容及机制等。 1 户籍与人口流动 始于1958年的中国户籍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其本意主要是为了控制人口流动，从而配置资源和分配利益。户籍往往和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医保、社保、廉租房资格、购房资格等等)联系在一起。1949年以来，大概可以把户籍制度分为以下5个阶段：第一阶段(1958年之前)，户籍制度尚未建立，流动人口自由迁徙；第二阶段(1958-1978年)，户籍制度确立，严格控制人口流动；第三阶段(1978-2003年)，逐步放开农村和中小型城市人口流动；第四阶段(2003-2014年)，逐步取消城乡户籍划分；第五阶段(2014年至今)，全面放开小城市落户，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严控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建立完善积分落户制度[4]。在宏观层面，户籍制度会影响移民的市民化进程，从而影响国家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8]。近年来户籍制度的改革赋予了地方政府更大的权力，地方政府自行设置“进入性门槛”而取代之前国家层面的“农转非”[9]。Zhang等[10]曾指出，户口被用作一种城市的进入性门槛，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越高的城市，政府越热衷于设置更高的进入性门槛(比如购房成本和户籍获取的难度)。而这种进入性门槛的设立往往和当地城镇化进程中的政治和经济导向有关。在微观层面，户口对于迁移行为限制程度与个体社会流动性成负相关，即户籍限制迁移程度越高，社会流动性越差。这说明户籍对于流动人口具有持续的结构性影响[11]。比如，户口制度造成的社会分层和隔离有可能会出现代际传播，从而影响到二代移民在城市中的社会经济行为。也有学者将户籍制度视为一种对流动人口的制度性约束或者歧视。户口会直接影响(减少)移民进入城市后的就业机会并且增加就业成本和失业风险[12]。 在研究中发现，尽管近年来户籍制度在逐步放松，许多农民工并没有强烈的意愿放弃农村户口[13]。也有观点认为，近年来户籍制度的放松也减少了移民受到的制度性歧视。相对于户籍来说，移民(尤其是低技能的城乡移民)更多地受到社会隔离和市场资源的歧视[14]。例如户口制度所制造的受教育权利的不平等便是一个明显的排斥表现[15，16]，户籍制度所造成的城乡公民权差异是全球化背景下大城市政府急需廉价劳动力的前提和附属结果[17]。然而，正如之前所言，学界对是否废除户籍制度的讨论一直都没有停止，显然大多数的学者对于户籍制度都持有负面的观点。这些讨论实际上大多都集中在户籍制度人为地制造了城乡居民的不平等，并且这种不平等主要体现在权利、义务和待遇上。户籍制度的改革也常被诟病。如，近年来地方政府提高了一二线城市的入户标准，而恰恰这些城市才能提供移民大量的工作岗位[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