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众多诺贝尔奖获得者认为：未来50年人类面临的10大问题是：能源、水、食物、环境、贫困、恐怖与战争、疾病、教育、民主和人口[1]。一项对5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调查表明，人口增加与环境退化是对人类最大的威胁，位列所有威胁中的第一位，占34%；其次是核战争，占23%[2]。人类身边的这些环境风险与资源短缺，已经使得人类自身不得不去关注为什么本来很纯洁的环境和富饶的自然资源会影响到人类世界？这一大堆的环境风险和资源短缺问题与人类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3]，这正是地球进入人类世时代的标志[4-9]。这些环境风险与资源短缺问题不仅具有自然与人文多要素的性质，更表现为时间与空间的多尺度、动力与非动力行为的多过程等特征[10-12]。许多学科的专家对这些环境风险与资源短缺问题开展了深入与综合的探究，从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国际全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IHDP)、生物多样性计划(DIVERSITAS)，经地球系统科学联盟(ESSP)，到未来地球(Future Earth)科学计划的实施，目的是科学理解地球系统的变化，合理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地理学家们不仅参与了这些国际研究计划，而且应用自己发展的地理区域论、综合论、系统论等理论，从人—地关系、社会—生态系统、人与自然等多角度，对这些环境风险与资源短缺问题产生的根源开展了多方面的研究[13-14]，并认识到人类对地球的影响在人类世时代已超出了地球自身各要素的作用，有的影响已超过地球的负荷[15]。未来地球在人类世的时代会如何变化？未来地球的变化会如何左右世界？人们为世界可持续性担忧。面对复杂的地球表层系统，探求人—地协同途径已成为诸多科学领域的前沿，设计“人—地协同”、促进世界可持续性，已势在必行，地理科学应当为此做出贡献。 1 地理学理论的回顾 地理学家在理解人地关系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许多地理学思想，发展了诸多地理学理论，为认识自然，探讨人地关系的地域分异规律、动态变化过程及其驱动因素，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利用自然，规划区域与城乡发展、布局土地利用，提出了许多优化方案；为保护自然，减轻环境风险、缓解资源短缺，出谋划策。蔡运龙等[16]在《地理学思想经典解读》一书中，对1864-2006年间西方现当代地理学学术发展过程中涌现出的50篇(部)创新性论文或专著做了详细的介绍与解读。表1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列出了《地理学思想经典解读》一书提到的代表性论著，本文对其做了适当的增加与删减。 总括来讲，可将这些地理学思想概括为地理区域论、综合论、系统论等理论。但值得关注的是21世纪以来，地理学界缺乏对地理学理论的关注与创新，在高度重视面向实践和关注信息、网络、大数据、智能化等新技术的同时，地理学理论的发展受到不同程度的冷落。本文认为，没有理论的实践是杂乱无章的，没有实践的理论是空洞无味的。对地理学理论、实践、技术的探讨，这三者同等重要。地理学学者要坚持理论自信，才能实现超越。 1.1 地理区域论 赫特纳提出地理区域论(1927)，罗士培倡导地理区域论，并强调人地关系的适应性(1930)。卡列斯尼克(1947)从区域地理的角度，强调自然地带性，并提出区域地理准周期思想。哈特向继承了地理学区域论的思想，总结了赫特纳地理区域论及索尔(1925)文化景观论，成为地理区域论的代言人。哈特向认为：“地理学的固有特性在于，它是世界上生活在相互关联的区域的人们努力认知和理解现象之间联系的产物”(哈特向，1959)。哈特向关注的是“地理学是什么”，而二战以后，地理学者们则更多地考虑“地理学应该是什么”。吴传钧发表“论地理学的研究核心”(1991年)，提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倡导人地系统优化调控，发展了地理区域论。地理区域论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受到同行的挑战，地理学家舍费尔发表“地理学中的例外论：一个方法论的检验”(1953)，公开质疑地理区域论，强调地理区域论忽视了新方法论，批判了地理学源于康德哲学的历史主义方法论[16]。 1.2 地理综合论 马什的《人与自然》(1864)一书揭开了人与自然关系研究的深层问题，认为人类活动已开始修改自然面貌，开启了地理综合论研究的先河。贝尔格倡导地理景观学说，1931年提出“自然综合体”概念。黄秉维1959年发表“中国综合自然区划草案”，倡导自然地理综合论。阿努钦著《地理学的理论问题》(1960年)，主张自然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的统一，倡导地理综合论。哈维汲取了舍费尔对地理区域论的质疑，强调发展地理学的新方法(1969)，阐述了地理学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倡导抽象命题，引入科学哲学和其他学科中的概念、理论和方法，重视模型构建。特别强调模型具有发现、表达、证实和检验、扩展或重建新理论、新假说和新法则的作用，也可为模型建立应用范围，还可用于预测，并将地理学者熟悉的模型—地图—理论作类比。他还强调，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个涉及全球的地理问题，而且资本主义国家曾经历了“空间修整”(spatial fix)的过程，将自身积累的危机与阶级矛盾转嫁到国外市场，近年他仍表现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执着的忠诚[16]。哈维与乔莱等学者在地理区域论基础上，发展了地理综合论，倡导系统地理学的哲学思想与方法论，为地理系统论的提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