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流論”與“書學史”：對民國書法史著述體例的一種考察

       有關“中國書法史”作爲一種現代學術體例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歷史生成，近年來已經有諸多研究。學術界公認，民國時期的書法史研究一度形成一個學術熱潮。除了衆所周知的沙孟海的成名作《近三百年來的書學》和祝嘉體例完備的《書學史》之外，張宗祥的《書學源流論》和原載于沈子善主編、中國書學研究會出版的《書學》雜志的胡小石的《中國書學史緒論》也已令書法界中人已經耳熟能詳。除此之外，筆者還曾在南京圖書館鈎稽出目前已知最早的中國書法史著作、王峻(岑伯)1919年出版的《書學史》，從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史學論叢》中發現孫以悌的《書法小史》，從滬江大學《天籟》雜志中檢索到王治心的《中國書法史述略》，從雲南省圖書館查到顧鼎梅的《書法源流論》成書等。這些著作或已經具備現代學術的雛形，或處于從傳統的書論向現代學術著作的轉型過程之中，其體例和方法都對書法史學史特别是書法史的生成學有典型的意義。①儘管尤其是隨着多種民國舊期刊全文檢索資料庫的建立和應用讓我們對民國時期書法史研究的文獻有了越來越多的瞭解，但論及著作體例之完備、述史之自覺，還是以上述幾部作品最爲完整和典型。

       在諸多的民國書法史著中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那就是整個民國時期書法史研究成果的命名大多數稱爲“書法(書學)史”，但還有一類文獻(以張宗祥和顧鼎梅的兩部著作爲代表)則稱爲“源流論”，這種對史學著作的命名方式幾乎在當今的學術界中是很難見到的。并且，民國書學研究領域中同時出現了兩部以上以“源流”爲題名的著述，這顯然不是偶然現象。簡單地以著作誕生的時間先後來解釋“源流論”與“書學史”兩種著述體例之間的關係顯然與事實不符。那麽，在現代中國書法學術史特别是史學史上，“源流論”與“書學史”二者究竟是一種怎樣的關係？作爲現代學術體例的“源流論”與“書學史”兩種不同的書法史寫作範式之間又隱藏着怎樣的張力？爲解開這些問題，需要來解析張宗祥和顧鼎梅兩部題爲《源流論》的書法史著作的文本與思想。

       一、張宗祥《書學源流論》：承先啓後的過渡之作

       張宗祥(1882-1965，字閬聲，號冷僧，齋號鐵如意館)既是現代中國書法史的開拓者，也是現代中國學術史上不應該被忽視的人物。作爲海寧人，張宗祥雖與王國維、蔣百里等鄉賢交善，但由于爲人處事的低調，使得他的知名度與其他幾位不可同日而語，也與他在學術上的貢獻極其不相稱。在書法上，張宗祥曾在新中國成立後擔任西泠印社社長一職。其書法出入碑帖之間、自成風貌，在江浙一帶也一度多有師法者。在學術上，出生于書香世家、作爲前清舉人的張宗祥雖曾歷任多種現代學堂教習，但本人恰恰未曾經歷過現代新式高等教育，也未在後來的大學中擔任教職。不過，家學淵源和長年的圖書館工作經歷爲他打下了良好的舊學修養，日後主事浙江省教育廳的工作也爲他塑造了廣闊的學術眼光。不同于現代西方學術的專業分工，受傳統學術方式的影響，張宗祥的著述遍布文學、史學、戲曲、中醫、書畫等多個領域，但所作大多短篇。在其書法著述中，除早年的代表作《書學源流論》外，尚有未定稿的百餘首《論書絶句》、書論《臨池一得》及一些論書函傳世，散見于民國時期的《書學》及其他多種報刊。(圖1)

      

       圖1 張宗祥

       這裏所討論的，是正在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的浪潮不可避免地即將衝擊到書法界之時，時年36歲的張宗祥推出的首部書法著作《書學源流論》。據綫裝本所收作者自序，《書學源流論》實際爲戊午(1918)年撰寫，辛酉(1921)年以鉛活字版、綫裝的形式在上海聚珍仿宋印書局出版。②在正式成書之前，《書學源流論》還曾以連載的方式，分42次在《新華日報》第五版上刊出，自1920年7月1日刊出第一期始，10月30日止。

       在《書學源流論》戊午序中，作者這樣自陳寫作緣起：“戊午夏，百里(蔣百里——引者注)來寓，語予云：‘近著一書，論書學于美術上之位置。’予因亦掉筆弄毫，以成此篇。百里之書予未見，予書成而百里又東渡。”關于此書的成書，在後來的《蔣方震小傳》(1960，收入《鐵如意館碎録》)和《冷僧自編年譜》(1964)中，張宗祥又曾兩次提及，内容大致相同：“1918年，百里進中將，數年之間皆寓居北京。一日語予曰：我將著一書論中國書學，上卷爲中國書學在世界美術上之位置，我自任之；下卷爲中國書學源流，爾爲我寫之。我曰可。一旬後，我書成，彼乃未著一字，我書遂獨立付印。”③“(1918)百里時究美術，一日，語予曰：將著一書，上卷論中國書法在美術上之位置，自任之。下卷論中國書法源流。下卷，知者太少，子任之。予遂以案牘之暇，隨筆寫三四日，成《書法源流論》一卷，百里上卷終未作。”④不管寫作時間是“一旬”還是“三四日”，都看得出，對于作者來説，這是一部在短時間内信手拈來的計劃外的著作。

       案，蔣百里的書學著述不但當時爲張宗祥所未見，就是此後的論著中也未見钩稽，故可知該書始終未定稿成書，“論書學于美術上之位置”實非書名，而衹是一個未完成甚至未啓動的研究計劃。故張宗祥在辛酉序中頗有些自得：“藝術之書，傳者絶少，譬諸久行沙漠中，一旦得見草木，雖尋常，或亦足賞玩耳。”⑤不過，或許與上海聚珍仿宋印書局此後整體併入上海中華書局有關，此書當時發行量相當有限，以至于作者在40年代曾兩次復函《書學》雜志主編沈子善，稱：“拙著《書學源流論》，寓中已無此稿，不知浙館尚有是書否。尚有《論書絶句》百餘首……未寫定稿，在行篋中不知藏于何處。”“《源流論》早無剩書，《論書絶句》誠如來書所云，未能覓得。”⑥看得出多年之後的1940年代，還是時常有人提起這部張宗祥早年的著作。直到1964年自編年譜時，張宗祥還這樣不無自得地説：“予稿寄上海，予弟示諸友，諸友慫恿付印，書乃流傳。今印本早盡，稿亦遺亡矣!”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