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中的艺术观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长虹,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教授。200444

原文出处:
美术研究

内容提要:

吴冠中对于《石涛画语录》的解读,是一种选择性的接受与挪用。这种以西贯中式的解读,背后所呈现出的思路是,在西方文明的压力下,中国近现代艺术界迫切期望“与国际接轨”,甚至希望凌驾其上的焦躁心态。从个人经历上看,吴冠中是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时期经历过现代主义艺术洗礼的一代人。他在20世纪末对于石涛艺术思想的重新解读,既带有艺术回顾的意味,也与20世纪末的社会艺术思潮有着必然联系。正是通过对石涛艺术思想的意义进行重新解读和建构,吴冠中为代表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们,重新思考了中国现代艺术的现实定位及其再发展的问题。


期刊代号:J7
分类名称:造型艺术
复印期号:2019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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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年,吴冠中出版了《我读石涛画语录》一书。在该书的“前言”中,他将《石涛画语录》和凡·高书信相提并论,认为“石涛与凡·高,他们的语录和书信是杰出作者的实践体验,不是教条理论,是理论之母。”①同时他这样评价石涛的意义:“毫不牵强附会,他提出了20世纪西方表现主义的宣言。我尊奉石涛为中国现代艺术之父,他的艺术创造比塞尚早两个世纪。”②

       一位当代艺术家对一位清代画家推许到如此地步,而旦是采用中西艺术直接对比的方式。乍看起来,这个结论确乎有些“牵强附会”。但如果回顾石涛艺术三百年来在中国社会的接受历程,就会明白,吴冠中对于石涛的解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延续了近代以来艺坛名家借助石涛观念而表达自我艺术见解的解释学传统。这一重要问题,除了我本人在《三百年来石涛的社会形象研究》③一文中稍有涉及外,很少见到有其他学者关注。但自近代西学东渐以来,由于社会与文化的差异,中西艺术之间的比较,从未停止过。然而在这种比较的背后,蕴含着怎样的思想与观念,对于今日中国艺术的发展又有怎样的启发?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去探究的。

       要讨论这些问题,首先要回顾近代以来的石涛艺术接受现象。而当时那一批艺术家,大多属于吴冠中的师辈。

       一、近代中国的石涛接受现象

       清末民初,随着康有为、陈独秀等人对于传统文人画的持续批判,清代以来一直流行的“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一派画风渐趋衰微。相应地,作为“四王”对立面的石涛、八大山人一路风格,因其革新精神而在画坛迅速崛起。深挖传统的画家黄宾虹评价石涛说:

       石涛之画,今世界人莫不爱之重之,其外貌似放诞易学,而细按之处皆从古法中出,故自谓古人未立法以前,不知古人用何法;古人既立法以后,我又不能离其法。用力于古人矩矱之中,而外貌脱离于古人之迹,此是上乘。四王、吴、恽只是终身在古人法度之中,不能脱离形迹者……④

       黄宾虹承认,石涛的画得到全世界人的爱重,是因为他的画均从古法中来,而又能举重若轻,外貌已脱出古人。这种风格看起来似乎很容易学习(“似放诞易学”),其实是非常不易学的。而“四王”等人相对而言,尚未脱离古代名画家的“形迹”。黄宾虹已注意到石涛不为法度所拘的创造精神,这是黄在指导学生时所说的甘苦之言。

       1923年8月,曾批评传统中国画家“只知伏案摹仿”的刘海粟,发表了《石涛与后期印象派》一文,认为石涛之画与其根本思想,与后期印象派如出一辙,因此他对于时人竞相学习西方艺术,表示不以为然:

       现今欧人之所谓新艺术、新思想者,吾国三百年前早有其人濬发之矣。吾国有此非常之艺术而不自知,反孜孜于西欧艺人某大家也,某主义也,而致其五体投地之诚,不亦怪乎!欧人所崇拜之塞尚诸人,被奉为一时之豪俊、濬发时代思潮之伟人而致其崇拜之诚,而吾国所生塞尚之先辈,反能任其淹没乎?⑤

       刘海粟提出此说,针对的是20世纪初欧洲现代艺术进入中国后,倾动群伦的现象。故而他特意推出中国画家石涛以与塞尚等欧洲画家抗衡。欧美现代艺术强调主观表现,刘海粟则认为表现主观精神之艺术,在我国其实是“古已有之”,并推石涛为“近代艺术开派之宗师”,他认为:

       观夫石涛之画,悉本其主观情感而行也,其画皆表现而非再现,纯为其个性、人格之表现也。其画亦综合而非分析也,纯由观念而趋单纯化,绝不为物象复杂之外观所室……观石涛之《画语录》,在三百年前,其思想与今世所谓后期印象派、表现派者竟完全契合,而陈义之高且过之。呜呼,真可谓人杰也!⑥

       他高度推崇石涛的创造精神和“表现”能力,甚至不顾时空界限,认为石涛应当凌驾于西方后期印象派、表现派之上。与此前受康有为影响,力贬传统文人画不同的是,刘海粟在此文中力推石涛为当日中国画坛的偶像,其目的是想将文化问题上升到国家层面,压倒欧洲,以激发国民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民国时期这种思路的具体体现,就是徐悲鸿负责实施的“巴黎中国美术展览会”(1933)和刘海粟负责实施的“柏林中国美术展览会”(1934)。

       1.近代石涛研究的理论成果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风行一时的“石涛热”中,对于石涛的学术研究也开始升温。严格说来,在石涛研究上,近代日本学者早着先鞭。1921年,日本学者青木正儿(1887-1964)在《支那学》杂志(第一卷第8号)发表《石涛的画与画论》。1926年,南画家桥本关雪出版了专著《石涛》,使得日本绘画界的石涛热也开始升温。近代画家傅抱石留日时,受到此类研究的刺激,决心编撰石涛年表。中国国内成果有刘海粟《石涛与后期印象派》(《时事新报》,1923年);刘开渠《石涛的画论》(《现代评论》第4卷第95期,1926年);刘海粟《石涛的艺术及其艺术论》(《画学月刊》第1卷第1期,1932年)。1936年,傅抱石发表《石涛丛考》(《文艺月刊》第九卷第五期),1938年,傅抱石编就《石涛上人年谱》(1942年出版)。值得注意的是,除上海等江南地区外,北京中国画社团“湖社画会”主办的《湖社月刊》,也先后刊载有石涛画作(封面)与石涛研究的论著。连载文章包括乌以峰《石涛画语录解》、杨溥《苦瓜和尚画语录诠释》等,时间跨度自1927年至1935年,前后长达8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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