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西方人士称：中国的历史是埋在地下的，意指出土的文物而言，其实这只能反映中华辉煌文明史的一小部分，更多的历史实物应在地上，只是除极少数而外，大都已荡然无存了。有的史实还能见诸于典籍，有的却扑朔迷离，在文献中时隐时现，更有甚者是只字全无。追溯漫漫五千年的文明史，看到的是无数璀璨文明的毁灭。其原因有多种，有的毁于突发的人为事件，如秦时被称为『覆压三百余里，隔天离日』宏伟的建筑群阿房宫，就毁于项羽一炬；南朝的梁元帝，在亡国时竟迁怒于书，将聚集的古今图书二十四万卷一火焚之，并哀叹道：『儒雅之道，今夜穷矣！』使许多绝版珍本化成灰烬；清代康熙始建的著名建筑群、被称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焚毁于英法联军之手，更为大家所熟知。以上列举之事，回首起来，国人无不痛心疾首，感慨万端。另外，有的文明却是因时间的流逝，社会的变迁而消亡，因是渐损渐消，不大引人注意。如题壁书法就是其中一例。 自中国文字出现以来，人们一直就在寻求书写文字的材料。除笔、墨、砚而外，很快就发明了在竹木简和丝帛上写字，这既便于传递交流又便于保存。另外，还有些在书写时，既不需要发明材料，又极其方便，而且适合众多的人同时参观的，大概是在地上、在岩石上、在树上、在房屋的墙上书写文字吧。在这些地方书写文字的时间应早于竹帛。以上所述的书写文字还并不是书法艺术，它仅是属于记录语言交流思想的符号罢了。到了汉末魏晋时期，书法已逐渐脱离实用，成为一门以观赏性为主的独立艺术。在《晋书·卫恒传·四体书势》中曾有一段有趣的文字： 至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甚矜其能。或时不持钱诣酒家饮，因书其壁，顾观者以酬酒直，计钱足而灭之。 《四体书势》是我国早期的书法文献。师宜官应是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举行书法展览的人，而且这个展览是对观众收费的，收够了酒钱就将书法作品拭去。这展览的形式就是题壁。 和师宜官同时的辞赋家赵壹，他写了《非草书》一文来抨击草书，其中也提到『以草刿壁』。看来，题壁对当时的书法家而言是平常事。稍晚一点的书家韦诞曾有过悬空题署的故事，那是魏明帝建成凌云台，误先钉榜而未题，令韦诞悬空题署。榜离地二十五丈，韦诞恐惧极了，据说书毕须发皆白。题署和题壁在方法上是一回事。到了东晋时，是书法艺术高峰时期。《王羲之别传》中记载了王献之『尝书壁为方丈大字，羲之甚以为能，观者如堵』的轰动场面。 以当时的书写材料而言，有竹木简（东晋时，桓玄下令废竹简，以黄纸代之）、帛、纸，另外就是房屋平整的墙面了。竹木简细而窄，显然不适合表现书法艺术的。丝帛是适合书法的材料，但价值昂贵，难于普及，因书法材料的需求量大，在经济上是不合算的，无怪乎张芝『凡家之衣帛，必先书而后练之』。纸是最适合表现书法的材料，东汉时经蔡伦的改良，到了汉末魏晋时期，制作的纸已经是十分精美了，如『左伯纸』、『藤纸』、『麻纸』之类。崔瑗与葛元甫的信中称：『令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王羲之的《兰亭序》用蚕丝纸所书，庾翼答王羲之书中也说：『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因丧乱遗失。』看来，纸既具有帛的优点，而且又经济实惠，是受到书家普遍欢迎的。实际上，到了南朝时，纸已经完全取代了竹帛在生活中的地位。但是，那时的纸的幅度是很小的。据《四库全书·文房四谱》载：『晋令诸作纸，大纸一尺八分，听参作广一尺四寸。小纸广九寸五分长一尺四寸。』东晋时的一尺仅有现在的24.45厘米， 它的一尺四寸也只有略长于现时的一尺罢了。所以那时的纸被称为『尺纸』，用以书信，被称为『尺牍』。后人看见魏晋时留下的书信、便条之类，就称赞魏晋人『善尺牍』，以为尺牍就是那时书法艺术的主要表现形式。事实上，这种认识是很片面的，观赏尺牍书法只能相当于现时欣赏字帖一类。它有方便于携带收藏和传递交流的优点，但作为表现书法艺术而言，小小的尺幅观摩，远不能同观赏展览相比。若要达到『观者如堵』的展览效果，又要抒发『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的艺术情怀，只有题壁书法才有可能。 题壁书法才应是古代书法家表现书法的主要形式。题壁对他们而言是极普通的事。唐孙过庭《书谱》中曾记载： 羲之往都，临行题壁。子敬密拭除之，辄书易其处，私以为不忝。羲之还见，乃叹曰：『吾去时真大醉也。』敬乃内惭。 以上所述是，王羲之赴京之际，酒后乘兴在墙上挥洒一通，用书法艺术来抒怀。而王献之拭掉王羲之的字，题壁换上自己的字，以为比父亲写得还好。他们都是善于用题壁来表现自己的书法艺术。事情无独有偶，《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亦载： 康昕字君明，……书类子敬，亦比羊欣。曾潜易子敬题方山亭壁，子敬初不疑之。 如此看来，墙上是特别适合书法家自我表现的，题壁则是寻常事耳。只要有了情绪，他们都喜欢在墙上挥洒一通的。南朝人对魏晋书家的作品多有品评，如『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钟繇书如云鹄游天、群鸿戏海。』『萧子云书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荆柯负剑，壮士弯弓，雄人猎虎，心胸猛烈，锋刃难当。』『索靖书如飘风忽举，鸷鸟乍飞。』『师宜官书如鹏翔未息，翩翩而自逝。』等等。后人观其所遗尺牍，又读其书评，以为评价多失当，认为南朝人散漫，只顾辞藻华丽，而文不达意。因为他们从王羲之的尺牍里，很难看出『龙跳天门，虎卧凤阙』的雄逸字势，即产生了怀疑。也有人曾就此怀疑进行反驳，但语涉虚玄，似是而非，难以令人信服。对此，我的看法是，南朝与魏晋年代相隔很近，因此，他们对魏晋书家的品评应大都是针对题壁书法而言的。我们都知道，大幅巨制与小品斗方的艺术表现手法差异是较大的，效果也两样。试想，龙跳虎卧、游天戏海这类宏大的境界，到底适合在题壁书法中表现，还是适合在尺牍书法中表现呢？答案应是前者。只可惜，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看到那时的题壁书法了。 唐代是中国书法史上的鼎盛时代。由于李世民的喜爱和文治的需要，他就大力提倡书法，在国学中设置了书学，专门培养书法人才，在科举考试时要求作到『楷法遒美』，否则就不能入仕。因此，楷书在唐代有很大的发展，不仅完成了南北书风的融合统一，而且还出现了风格各异的成熟的楷体书法。但是，唐代楷书毕竟法度森严，使书法家的个性和情感受到束缚。『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韩愈语），被压抑的感情总得有地方释放出来。因此，书法家们就选择了行草书，特别是『忘机兴发』而写狂草来宣泄自己的情感。 唐时书法的形制主要是尺牍、手卷（如用彩笺、素绢）、或屏障、或粉壁。（题屏和题壁的手法类似）。 关于唐时题壁，古文献多有记载。如杜甫《观薛稷少保书壁》诗：『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腾。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即是指薛稷在樟州题壁事。又如颜真卿《书林纪事》中称：『真卿幼时贫，乏纸笔，以黄土扫墙习字，』『性嗜书石，大几咫尺，小亦方寸。』在欧阳修《集古录》中亦说：『唐人笔迹见于今者，惟公（指颜真卿）为最多，视其巨书深刻，或托于山崖。』黄庭坚在汝州时见颜真卿死于李希烈时壁间的题字，大为唏嘘感慨，奋笔题跋于后，以抒发心中郁勃不平之气（见《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三十·《跋颜鲁公壁间题》）。如果颜真卿这段题壁能保留下来，恐怕会不亚于传世名迹《祭侄稿》的。还有唐文宗命柳公权将诗句『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题于殿壁的故事更为大家所熟知。另外，还可以从文献中列举出张旭、怀素、贺知章、李邕、郑虔、裴休、高闲、亚栖、
光、司空图等有关题壁的记载。甚至由此可以推断，唐代的书家没有一个不会题壁书法的。只是其中有的书家是以题壁为主来表现自己的书法艺术，而有的仅为次之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