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游牧民族……像鹰一样从历史上掠过，最大多数飞得无影无踪，留下来的只是一些历史遗迹或遗物，零落于荒烟蔓草之间，诉说他们过去的繁荣。……但是这些游牧民族在过去都曾经在内蒙地区或者在更广大的世界演出过有声有色的历史剧；有些游牧民族，如十三世纪的蒙古人，并曾从这里发出了震动世界的号令。 ——翦伯赞《内蒙访古》，1961年 旧题刘贯道所作的《元世祖出猎图》，堪称是13世纪末14世纪初整个欧亚蒙古帝国中最壮观的宫廷绘画之一。[1]若以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这幅189×104厘米的立轴巨制和大多数尺幅在30×40厘米之间的蒙古时期波斯细密画相比，[2]不禁令人猜想，它肯定是遵照帝王旨意而绘制的作品。然而，非常奇怪的是，这一纪念碑式的画作从未受到应有的注意，不仅未见诸于历史文献著录，而且连热衷于为其藏画（包括所有别的旧题刘贯道的绘画）题诗的乾隆皇帝[3]以及他手下的石渠官员们，对它只字不提。直到20世纪50年代，这幅作品才首次见录于《故宫书画录》。 然而，迄今为止，除了对它的归属问题的一些讨论之外，[4]无人问晓其被冷落的原因，这便继续阻碍着我们正确理解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和意图。这件重要的作品长期遭受冷遇，并不能归咎于中国艺术史的特殊现象：即绘画只为少数知识精英而作。恰恰相反，我们所要讨论的《出猎图》一类作品属于我们称之为“制度氛围”的范畴，[5]以区别于像董其昌1617年为其世丈张慎其所画的《青卞山图》一类适合“私人氛围”的作品。董画长期封存于私家秘囊，画上仅见两方收藏家印鉴，足以表明其鲜为人知的程度。[6]迨至本世纪中叶，此画才公诸于世，但即刻被公认为是中国山水画的里程碑。[7]究其原因，不外乎是：文人传统的延续为我们提供了欣赏董氏作品的参照框架，而这又反过来增进了我们对这个相对独立的传统的理解。但《元世祖出猎图》的情形就截然不同了。它的朦胧费解，以及由此而导致对它的忽视，主要出于我们缺乏对此作藉以产生的蒙古制度的认识。换言之，随着这幅画旨在显现的蒙古政治制度的消亡，其意义所依托的实际情境也已丧失殆尽。因此，若要让这幅长期被淹没的作品重新放射出昔日的光焰，我们首先应该认真地重构产生这幅画的制度条件，从而探讨其创作原因和为之服务的目的。 然而，和往常一样，我们首先将要碰到的是作品的归属问题。对此观点，有的专家对画上款书不置疑虑，认定其所指即为作者；[8]而另一些专家则在审慎地考察了款书后，得出了其乃后添的结论；另外还有一些学者，他们根据形式或风格比较来批驳这些对立的看法，而其他一些人则纯粹依赖笔法鉴赏确定作者。 例如，吴湖帆在1935年重新审读了旧题刘松年的《消夏图》（现藏美国纳尔逊美术馆）。他从竹叶丛间发现“毋道”二字，因此认定该画为刘贯道所作。[9]如果可靠的话，这一重新定名似乎可以给我们提供了解刘贯道真迹原貌的线索。但情况并非如此。有的学者将吴发现的二字款和《出猎图》的款书笔迹作了比较，发觉它们显然不是出于一人之手。更为一目了然的是两幅落有同为刘贯道名字的绘画在风格上差别极大，以致人们只要一眼看去便能区别两者。同时，在1988年，傅熹年和陶启钧又将佚名画家的《射雁图》这样的元代作品与《元世祖出猎图》进行了比较考察，其结论是后者可能作于元中后期，因为“用笔工细，傅色浓艳”，缺乏《射雁图》以及与之一脉相通的金代张瑀的《文姬归汉图》、元初何澄的《归庄图》所具有的“朴质豪纵的气息。”他们也认为“图中刘贯道的名款是后人伪加的。”不过，他们运用了“追画”的概念，[10]暗指这幅后起之作严格地遵循了所谓的“世祖定制。”这一点便是本文要加以强调的。我们认为由此推想，这件“伪作”至少应被看成可能是在忽必烈时期由像刘贯道这样的画家所创作的祖本的一种忠实的图像追忆。 事实上，除了画上令人置疑的题款，我们没有其他更确切的文献可以证实以上任何一种关于此画归属问题的假说。像目前这类推测，是不可能得出富有成果的结论的。可以这么说，就目前的状况而言，要研究这件作品，关键的问题主要并不在于是谁真正画了这幅作品，而在于它是为了什么目的而画的？如我们将看到的，这幅作品，不管出自谁之手，皆有助于澄清蒙古宫廷图像语言与我们所说的“制度氛围”的密切联系，而这种联系一直为人所忽视。关于“制度氛围”，我们指的是一般的蒙古旧制如怯薛制、斡耳朵制等，它们作为蒙古基本国俗，与大蒙古国和元朝相始终，从未被废弃。 《元世祖出猎图》上可疑的题款是：“至元十七年(1280)二月御衣局使臣刘贯道恭画”。 款文中提到刘为“御衣局使”这一事实极为重要。从《出猎图》精确描绘的帝王服饰可知画家对御衣制度了如指掌。在元初汉式中央政府机构中，负责帝王穿着服饰的部门，分别由“御衣局”和“尚衣局”掌管。当时有两处“御衣局”，两处“尚衣局”。在“大都等路民匠总管府”下有“御衣局”二，“尚衣局”一。[11]另一“尚衣局”隶属中书省礼部侍仪司。[12]但所有这些机构只指派了两名“大使”，一在总管府下的“御衣史道安局”掌职，另一负责侍仪司下的“尚衣局”。元初的官制表明，御衣史道安局，“以史道安掌其职，因以名之”，而侍仪司下“尚衣局”大使则不以任职者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