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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斯贝尔斯1946年首次提出“世界历史的轴心”概念，后来在1949年发展为“轴心时代”的术语。学界关于“轴心时代”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史实对比或用以反对欧洲中心论；澄清“轴心时代”的历史命意，有助于准确定位该术语及雅斯贝尔斯的历史哲学。通过历史语境的文本考查可以发现，轴心时代的提出及其伴随的世界历史叙事，包含着深刻的时代精神诊断：一是以新的“欧洲精神”对抗纳粹的“精神”；二是以轴心时代的文明共振，对抗轴心国的同盟；三是以“世界秩序”对抗纳粹的“世界帝国”；四是以世界的欧洲对抗欧洲的世界，以欧洲的德国对抗德国的欧洲。然而，“轴心时代”以戏仿“轴心国”的方式对抗它，却也可能堕入该词的思想陷阱，后人应当慎用深思。
chte)的“轴”相区分，否则大不敬。②问题在于，即便在翻译时做技术处理，如何解释雅斯贝尔斯选择与“轴心国”共享同一个“轴心”(Achse)词根？研讨这一问题，或许能够发现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的历史命意。本文将以雅斯贝尔斯的《论欧洲精神》(1946)为关节，结合《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1949)和《大哲学家》(Die groβen Philosophen，1959)等作品，借助他的自传及其与海德格尔、阿伦特等人的书信，对照历史语境加以考察。 欧洲重建与世界历史 雅斯贝尔斯1946年9月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的首次年会，主题是“论欧洲精神”(Vom europischen Geist)。纳粹当局滥用“精神”(Geist)一词，致其意识形态化，这不只是德国现象，更是一种国际现象。③那么，二战结束后一年举行有关“欧洲精神”的会议，就显得别有深意了。雅斯贝尔斯在日记中写道：“那些幸免于难者必然要肩负这样的使命，为此他应当耗尽他的余生。”④欧洲知识分子组织这次战后会议，就是要重建精神家园。雅斯贝尔斯指出，中国、印度和欧洲是三个平行发展的伟大精神，源头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即“世界历史的轴心”。⑤ 在讨论环节，谁都没再提“轴心”，固然可能因为没有将其视作术语，甚至雅斯贝尔斯也只是在发言中两次提及而已。但考虑到他三年后就出版了《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而在书中，“轴心”确切无疑是一个重要术语，所以此时的雅斯贝尔斯使用“轴心”，想必是刻意为之。而与会贤达避而不谈，恐怕正是因为二战的历史语境迫使他们对“轴心”保持警惕，毕竟当时的迫切诉求和常识是要“去纳粹化”(Entnazifizierung)，而“轴心”和“元首”一样，都是被纳粹败坏了的词。纳粹统治时期，许多同事都折服于当局，雅斯贝尔斯却不为所动，“倘若罗马人在世，一定会授予他贞固之士的称号”。⑥既然如此，他为何反倒在纳粹终结后使用与纳粹术语相近的语词？ 1946年9月18日，雅斯贝尔斯致信阿伦特，表露了对这次会议的寄托：“一些人将欧洲精神发展为一种欧洲的民族主义。但理智的人考虑的全部都在这个世界中。”⑦雅斯贝尔斯关心的是整个世界，而不只是欧洲或德国，这涉及他的战争罪责判定：“所有人都共同负责，这在于其共同的来源之根与其目标。”⑧因此，在1948年定居巴塞尔之后，他“参与时代任务”的主要工作，就是在“欧洲哲学的终结”之后找到“进入将来的世界哲学之路”。⑨1947-1948年间，雅斯贝尔斯多次致信阿伦特，其中两次都提到了有关三大文明作为世界历史起源的研究： 这学期我还有关于德国的讲座——我想是最后一次了。下学期，我打算讲古代哲学(中国、印度与希腊)。(引者按：这个计划)有些傲慢，因为我要依靠对亚洲各个世界的翻译。在纳粹时期，我乐意思考人性的基础，现在我打算让它在学说中显现。⑩ 二战的“临界情境”(Grenzsituationen)让雅斯贝尔斯由战后德国问题转入古代哲学问题——换言之，要绕道古典文明，才可能做好战后欧洲的文明重建。《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频繁出现“世界史”，显然是在讨论世界史的起源和目标。雅斯贝尔斯划定了世界史的四个阶段：(1)普罗米修斯时代(语言、工具的形成，火的使用)，人成为人；(2)古代高度文化的建立；(3)轴心时代，人在精神上成为真正的人，并具有完全的开放性(《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一部分是“世界史”，而“世界史”的第一章就是“轴心时代”)；(4)科学技术时代。贯穿这四个阶段，有过“两次呼吸”，第一次是从普罗米修斯时代到轴心时代，第二次始于科学技术时代，是“新普罗米修斯时代”或“第二轴心时代”。(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