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374；D73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9)03-0094-20 在世界史上，20世纪前期的土耳其革命与变革①占有重要地位。对此，已有研究多是从奥斯曼帝国向现代土耳其共和国转型的角度予以阐述。无论是革命史叙事，还是现代化范式，主要是以民族国家为中心②，其背后往往隐含着某种东方主义或民族主义的预设③，即土耳其的转型就是土耳其人的事，奥斯曼帝国只是土耳其人做主的国家，只有土耳其共和国是奥斯曼帝国的继承者——尽管是在极为残缺的意义上。④土耳其共和国的官方历史书写，主要是站在胜利的民族主义立场拒斥奥斯曼帝国的历史遗产⑤，意在使共和国的“现代性”合理化与正当化。⑥ 所谓“土耳其革命与改革”，指的是20世纪前半期由“青年土耳其人”(young Turks)所主导的历史进程。这里的“青年”一词用小写，系沿用荷兰籍学者许理和关于“青年土耳其人”的历史分期说，即在广义上使用“青年土耳其人”这个概念，强调在狭义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和凯末尔党人(Kemalists)之间存在历史延续性。⑦本文是要将“青年土耳其人(young Turks)”的某些重要政治思想与实践放在全球史视野下进行概括性讨论。 全球史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史学范式。尤其是随着全球化在世界历史中的展开，人们对超越近代民族国家范畴的运动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对其意义的认识也更加明确了。作为一场史学范式的革新，全球史的流行也是历史学走向大众，并应对更为广阔的时代性、人民性的需求之表现。全球史运动始于教学领域，并已向研究领域推进。并不是说以往的历史学家们没有利用和注意到这个维度，而是说，相比于当下，以往的历史著述更多地不是在自觉的意义上，而是在自发的、偶然的意义上运用了某种全球史的视野。全球史成为一种新范式，部分地归于全球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以及史学受众本身的视野和需求的变化。⑧ 全球史是一种方法或视角。⑨借助全球史视角的启示，本文将粗浅地探讨某种不同于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即尝试将20世纪前期的土耳其革命与变革置于某种全球视野下进行考察。这么做，并不是要与以民族国家为框架的历史叙事进行抗辩，毋宁说，它是对以往的叙事/研究范式的某种补充。再者，以往的研究也并不是完全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进行的，毕竟有一些问题天然地就具有全球性维度。⑩ 本文讨论的重点是与20世纪前期的土耳其独立革命、民族主义和世俗化等相关的话题。这些问题以往主要被视为民族国家的事务。实际上，与革命/变革相关的问题，并不单纯是孤立的民族国家的事务，无论就其思想起源、实践历程抑或外部影响来说，它们都有不同程度上超出本地的、内外互动的复杂因素。以往的研究或多或少也会涉及这些因素，尤其是关于国际关系史的研究，但鲜有人将这些问题综合地置于全球史的视野下予以考察和叙述。(11)本文既不是就某个问题进行的微观的、具体的专题研究，也不能面面俱到地讨论土耳其的革命与变革，而是对某些问题进行宏观的、初步的思辨性讨论，只能说它是一个更宏大的研究课题的提纲。 一、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全球维度 1.民族主义的外来思想资源 19世纪以来，土耳其民族主义大致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突厥主义”(12)，1920-1980年代的凯末尔主义阶段，1980年代至今的“突厥—伊斯兰一体化”阶段。与本研究有关的阶段是前两个。 在讨论20世纪前期的土耳其民族主义时，笔者曾专门考察了突厥主义与土耳其史观(13)的思想与学术资料之来源，主要是将其作为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历史背景来处理的。这样一种处理视角仍然是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因而才会将这些外来的东西虚化为历史背景。(14)土耳其民族主义具有很深刻的外来影响因素，这主要表现为外来思想资源与移民的贡献。更重要的是，土耳其人还利用这些外部资源，用普世主义的话语将自身重构并表述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15) 今天，从全球史的视野看来，同样的主题可能会有某种新意。欧洲的东方学主要是学术兴趣，部分也与欧洲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野心纠缠不清。(16)对于非西方的民族主义发展来说，源于西方的东方学资料，成为东方民族主义的养料。(17)尽管民族主义总是高扬自我的主体性，但其思想与学术的资源往往还是西方的，甚至同样也高度依赖源自于西方的“普遍主义世界观和知识谱系”(18)。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的发展，无论是其问题意识还是思想/话语资源，都是某种全球性发展进程的产物。 源于欧洲的东方学知识对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齐亚·格卡尔普(Ziya G
kalp)④介绍了欧洲思想对突厥主义的影响。其中，尤其以突厥学家们的影响为大，(19)“由于他们工作的结果，一幅关于土耳其人在亚洲史和欧洲史上扮演的重要角色的新图画出现了，并且为土耳其人在尚未接受伊斯兰以前的一段模糊不清的历史，找到了新的解释”。(20) 近代以来，非西方社会无论追求独立自主还是现代化，都无法摆脱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的影响。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说，东方关于自身和世界的传统知识在西方的优势地位面前丧失了可信度。短期内，东方自身也无法生产出全新的能够与西方近代知识体系相抗衡的知识或思想，只能在西方的知识霸权框架下“戴着脚镣跳舞”，这一状况至今犹然。就土耳其民族主义来说，它的思想、知识和资料来源，无一不是西方的，奥斯曼土耳其境内的具有突厥元素的、有深度的民族主义思想，最初还是由一个波兰裔的土耳其人提出来的。(21)1848年革命失败后，波兰人穆斯塔法·杰拉莱丁(Mustafa Celaleddin，1826-1875)于1849年流亡伊斯坦布尔，后皈依了伊斯兰教。(22)杰拉莱丁通晓多门语言，他在1860年代写了一本名为《古代与现代的突厥人》(Les Turcs Ancients et Modernes)的书，把土耳其人放在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来考察，力图证明土耳其人和欧洲人均属同一种族，即所谓“土兰—雅利安系”。这样，对于土耳其人来说，向西方学习就不再意味着从一种文明转向另一种文明，而只是回归到自身的源头。杰拉莱丁认为，伊斯兰教破坏了土耳其人的文明，故土耳其人必须重新检视自身的伟大过去。(23)杰拉莱丁还提出了拉丁语和拉丁文明起源于突厥人的观点。杰拉莱丁的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影响了土耳其民族主义者，(24)特别是到土耳其共和国时期，杰拉莱丁的理论和观点被凯末尔党人继承并发展。(25)杰拉莱丁的后人包括其女婿对共和国早期土耳其民族主义尤其是相关语言学说的发展贡献良多。(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