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有这么几位现代艺术家如同半人半神而身藏世间所有答案,那么像约翰·裴这样的艺术家就可以说是为寻找其答案而巡访圣地的朝觐者。他经常来往于韩国和美国,深入地研究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并为自己的艺术认真思索着切身经验的深层内涵。与别的朝觐者不同,他不是自我陶醉,而是深入人的内心世界,达到与世上所有的人手拉手的艺术境界。他虽然年近花甲,但仍苦苦地追寻着艺术的哲学道德根基。犹如刚步入学堂的学生一般,有时他以求道僧般的热情追寻着。在我们这个时代,许多艺术家对自己的职业毫无疑虑,只管表现和创作,而他却像革命的艺术家,孜孜不倦地探索和寻找。
雕塑家约翰·裴 也许是因为他出身于革命家庭,所以干革命对他来说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他的父亲是位牧师,韩国沦为日本殖民地之后曾参加过独立运动,坐过牢。他的母亲则是一位妇女先锋,冲破了从社会政治上影响着韩国妇女的传统习惯的戒律。父母双双由于政治原因流亡海外,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但一有条件他们就立即回国了,并投身于因战争变成废墟的祖国重建事业。 父母回国后,年仅14岁的约翰·裴怀着与全家和睦生活的美好回忆留在了西弗吉尼亚州独自一人长大成人。在他的记忆中最为清晰难忘的是祖母。“枕着祖母的膝盖听她讲故事,这场面历历在目。一边听故事一边还寻找着在那夜空中哪颗星星最明亮。”在其后数年里,他回忆着夜晚的那些情景,思索着自己的人生与那时看到的星星有何关联。 1964年,26岁的他自认为已经基本上找到了想要知道的答案,于是准备到韩国去给父母助一臂之力。从普拉特学院工业设计系毕业后,他就到大田近郊为父母办的农村学校修建了附属建筑。但是他问自己:我的生活应该追求什么东西呢?我做的事能使韩国富强吗?不能!父亲第一个认他明白了这一事实。有一次他给乞丐扔下了铜板,可父亲抢先把它拾了起来。当时父亲没有告诉他为什么那样做,后来他才渐渐地明白了父亲的信念,那就是韩国首先需要在经济上独立,只有这样,韩国人才能充满希望,对自己和本国文化产生出自豪感。 想帮助穷学生,却又得到了另一种教训。一次他有空来到学生插秧的稻田。这时有个军人过来问他:“你在这儿到底干什么?”他回答说帮学生的忙。那军人说学生干得比你好多了,你操什么心,去干你自己的事吧。来韩国时他心里怀着梦想,结果韩国似乎没有他能做的事情。对祖国的爱超越了地理上的国界。 就在那次回国访问期间,有一个为保全韩国文化与艺术而呕心沥血的人曾领他到博物馆参观,给他看个人收藏的古董。他从那些陶瓷器、雕塑、汤匙以及铁制器皿中看到了韩国古老的风貌。这时他好象才明白韩国的固有文化究竟是什么。那珍贵的久经沧桑的某种东西,就是隐藏在那些古董里的某种东西,是物质的财富和最豪华的轿车无法与之媲美的。他感觉到了使韩国文化得到发展的无数韩国的艺术家、音乐家、作家、哲学家的存在。他开始想当一名文化艺术家而不是大建筑家了。 无题 1968年 钢焊接
他离开了父母,离开了祖国,重新回到美国当教授。他成了纽约普拉特学院最年轻的雕塑系主任。开设了充满革命精神的课程,为将学校建设成为进行国际交流和培养创新教育人才的机构做出了贡献。他开设的新课程吸引了很多学生,他劝告学生要将基础牢牢地建立在自身及自己的固有文化上,然后审视自己,寻找自己所面临的问题。 虽然美国的艺术家在东方文化中引出了诸如沉默、虚无、韵味之类的主题,但是现代美术的主题决不只限于这些。即使是初出茅庐的艺术家,只要能够卸掉虚伪的面纱,正直地进行毫不留情的自我省察,那么他总有一天会找到通向万民的真理和某些宝贵的东西。 多年来他就象创作自己的雕塑作品那样全身心地投入教育事业,但是15年后重访韩国时,他的想法起了变化。1979年,韩国已经开始向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迈进。在大学、音乐厅和博物馆里,西方美术、西方音乐、西方文学比比皆是。但是,在那现代化潮流的底部仍凝聚着韩国的祖先和灵魂的影子。 一次,他在和话剧界的好友柳德馨一起散步时,遇到了韩国的祖先和韩国灵魂的影子。那天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个老迈的巫婆来拉着他手。“我们走路时那老妇叫住了我。她的脸很象H·海塞的作品《席特哈尔塔》中那个既可变成土地又可变成河流的艄公的脸。虽然看不见她的眼眸,却好象能够感觉到那双眼睛无限深邃。她算出我从外国来,有两个孩子,刚盖了新房,甚至还说出我太太是什么样的女人。她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呢?在韩国逗留期间我脑子里一直想着这件事。” 这简直象已经作古的祖母拉着手把他带到了韩国的过去。从韩国回来后,他创作了一件作品,叫做《沉默的纪念柱》。他说:“就以祭祀般的虔诚,尽最大的可能将立方体塑得直直的。”他的雕塑是从里到外,以他自己独有的直觉和独有的世界开始的。与巫婆的邂逅使他认识到另一种文化的真实。不论是谁,只要是人,就都会拥有无法预测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完全属于自己的世界。他赞叹和尊重每一个个体的人拥有的世界之间的差异。艺术赋予他一种权利,去表现只属于他自己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