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中国近年来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使世界不同地区的人们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文化艺术传播与交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藤依舒等在探究“一带一路”相关国家青年群体对中国文化认知调查中发现，演出是“中国文化走出去”产品类型的常态；艺术品和工艺品是外国青年最愿意接触的文化产品；艺术展览是他们参加率最高的中国文化活动[1]。博物馆和艺术馆珍藏着世界上的珍贵文物和艺术品，这些文化机构通过蕴含着地域、国家乃至世界文明的展品向公众呈现多种文化符号。在文化交流活动日趋频繁的时期，中国文化机构迎来了大量的中外青年，他们对中国文明充满期待。中国文化机构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有效地传播中国文化，中外青年观众如何在文化互动中最大限度构建自己的(跨)文化记忆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所面临的挑战。本文以中国博物馆为研究语境，中外青年观众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和访谈的形式搜集数据，通过比较中外青年文化记忆的异同，推导出中外青年在中国文化传播过程中文化记忆构建过程的基本模式，为中国文化机构的传播策略的制定提供参考数据。 文化记忆(cultural memory)，是超越日常生活领域和个体生命周期的长时记忆，其中包括被图片和文字等媒介保存下来的过去的事件和信息[2]。文化记忆是集体记忆的一种，不同时期，不同文化都有其特定的文化记忆；文化记忆概念包括所有时代和所有社会的文本、图像、礼仪等，它们都有其专属的时代特征，共同创建统一的社会形象。文化记忆不同于科学知识，是通过实践活动获得的，它有六个特点：(1)是一个身份的集合；(2)具有重建的能力；(3)意义具体化和知识共享；(4)需要机构的支撑和特定的载体；(5)生成一套价值和区分体系来建构知识；(6)具有反思性[3]。“跨文化记忆”(transcultural memory)跨越“国家文化”的界限，通常涉及不同国家间的文化[4]，研究跨文化记忆重点关注以下单方面内容：(1)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可以创造出很多共享的记忆；(2)国家文化内部不同的阶级、年龄段、民族、宗教，以及子文化都有各自的记忆框架以及这些框架间的相互作用；(3)国家间的文化构成存在相关性[5]。 博物馆作为文化机构，一直以来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对象，其中文化呈现、文化传递以及文化解读是常见的研究问题。从社会学视角来看，博物馆的意义存在于不同社会群体间的相互关系中，不同群体都能够真实反映博物馆的文化，研究的焦点有：谁来展现、展现什么样的文化、如何展现、谁来解读[6]；观众的观点和感受一般作为研究的数据源[7][8][9]。文物和艺术品的意义不是固有的，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的阐释不同[10]；观众的解读和接受也因人而异，不同的背景和经历会带来不同的期待视域，从而构建不同的(跨)文化记忆。 博物馆作为记忆场所，它汇集并呈现前人的记忆，与观众互动帮助观众构建其文化记忆。文化记忆包含五个方面，分别是载体、媒介、内容、实践以及形式[11]，与传播学的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五个方面相契合[12]。例如，文化记忆的载体是读者和观众，传播的载体是文化机构；传播机构所传递的符号内容也是构建文化记忆的内容来源。因此无论从文化记忆构建还是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博物馆在传播文化时要考虑社会因素和观众需求，因为只有观众接受这段记忆并予以反馈，记忆才是真实完整的。如何使记忆贴近观众，被观众掌握并予以回应，是博物馆面临的一个挑战[13]。例如，欧洲历史博物馆希望向观众展现一个连贯的欧洲史，进而能够影响整个欧洲的文化政治，但是面对广泛的读者，博物馆机构的人员发现他们所传递的信息并未被观众有效地接受。研究者为此提出三条叙事策略：共识的碎片整理；历史的一致性以及记忆高于历史。具体说来就是，在叙述的过程中，文本符号作者需要找到欧洲各国文化记忆之间的共同之处，把不同的文化框架相融合，找到文本符号之间的相关性，以多文化视角来整体叙事，从而得到各国观众的认同和引起情感上的共鸣[14]。 博物馆通过陈列展示活动，用文字展板、图片、声音等多种符号形式来呈现和诠释文化，在文化符号互动中博物馆进行传播，而观众进行(跨)文化记忆的构建。米德(Mead)认为人通过符号化的沟通来适应外部世界，例如，青年使用社交媒体与外在世界互动，从而重构自我社会价值[15]。戈夫曼受“符号互动论”的影响，提出了“框架理论”。他指出，框架是一套观念系统，它来自个体之间的互动，同时制约着个体诠释事件的意义[16]。符号学派认为受众的个人经验与文本符码的意义相互作用从而构建新的意义；传播学派认为传播活动是以符号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活动，受众的反应和建构能力是传播学者关注的焦点[17]。皮尔斯(Peirce)认为传播符号中存在着意向解释项、效力解释项和交际解释项；寻找双方共同的经验和符号使用准则能够促进有效的传播[18]。 衡量文化传播效果的标准是传递的文本符号信息是否为读者和观众所接受，并转化为(跨)文化记忆的一部分。在接受理论中，姚斯(Jauss)提出两个概念“期待视域”(horizon of expectation)和审美距离(aesthetics distance)，姚斯(1982)认为读者和作品都有各自的期待视域，读者的期待视域来自个人经验知识和系统知识，作品的期待视域来自作品的艺术创作。读者在与一个新文本对话的过程中，他的期待视域与作品的期待视域往往存在着审美距离，这种距离会使读者否定其先前经验，挑战读者认知，从而改变乃至重建读者的期待视域。读者对作品也会做出一系列反应，例如：追捧、排斥、反响不大、渐为接受，等等。一部作品的广泛传播取决于是否能够成功表达其读者群体的观点，因此只有以动态历史的视角研究作品的接受情况，把不同阶段读者的期待视域进行融合，才能更为全面地评价作品的影响力[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