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社会学视域下网络直播的空间生产与空间规训

作 者:

作者简介:
常进锋,西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

原文出处:
中国青年研究

内容提要:

网络直播是一种全民的狂欢,青年群体成为网络直播的主力军,改写了网络直播的空间生产模式和空间规训模式。文章基于列斐伏尔空间生产思想和福柯的空间规训思想,对网络直播空间的权力生产、经济生产、文化生产和空间再生产的生产机制进行了分析,阐释了网络直播空间的现有规训模式,并基于网络直播空间的反规训模式,从加强法律治理、增强国家相关职能部门与网络直播平台法人的监管、提高青年群体自律自控能力和重视社会舆论监督四个方面构建了网络直播空间的再规训模式。


期刊代号:D421
分类名称:青少年导刊
复印期号:2019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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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社会学家威尔曼在其《超越孤独: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生存之道》一书中明确提出,当今国际社会正在发生着三重革命——社交网络革命、互联网革命和移动革命。在三重革命的联合作用下,社会个体将在网络空间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和自治权,互动方式也会因此产生深刻变革,虚拟空间的创造性与流动性将会愈加明显,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网络直播的产生及其迅猛发展。

      在自我意识的驱使下,青年群体的社交场所开始从集体公共空间转向私人的小型物理空间[1],从时空同在的现实空间转向时空压缩的网络空间。青年作为网络原住民,已经成为网络直播的主力军,据2017年腾讯研究院联合龙珠直播发布的《揭秘直播中的Z一代》报告显示,当前网络直播用户中,年龄在22岁以下的青年群体占比超过七成[2]。网络直播已经成为青年群体的一种日常性活动。一方面,青年群体可以借助网络直播平台进行空间展演,实现自身价值,强化网络直播权力生产、经济生产、文化生产和空间的再生产性特质;另一方面,网络直播是在全景敞视模式下进行的一种空间可见性生产活动,青年参与网络直播必须在网络直播平台进行实名注册,而且还需要填写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码、手机号码等私密信息,他们的网络直播必须严格遵循网络直播平台管理规范,但随着青年参与网络直播所获收益与影响力的边际效用递减,部分网络主播为维持或提高经济收益与空间影响力,会出现“越轨展演”“过度分享”等触及道德底线,甚至打破法律防线的违规违法行为,给网络直播空间的空间规训造成巨大挑战,也成为现阶段网络空间社会治理的亟待解决的一大现实问题。

      二、理论回顾

      空间社会学是一门包罗万象的社会学分支学科,既涉及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批判性研究,又涉及具体的城市空间研究,既观照制度层面的权力生产,又发掘庶民大众生活世界的实践场域,空间在本质上属于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理论建构与演进的结果。经典社会学理论大师涂尔干、齐美尔、戈夫曼等人均将对于空间的构想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当中,他们的空间思想均超越了对空间地理边缘的解读,蕴含了大量空间化的抽象元素,而这些抽象元素产生于人们的社会互动与社会实践[3]。20世纪70年代以后,空间研究迎来了蓬勃发展时期,并开始进入西方主流社会学的核心领域,空间社会学在众多社会学家对早期空间思想及阻碍空间思想发展的诸多理论立场进行反思批判的基础上得以发展,并形成了一场普遍而又深刻的“空间转向思潮”。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理论观点为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思想和福柯的“空间规训”思想。

      1.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思想

      埃尔登指出,列斐伏尔对历史问题的思考归根结底是对空间性问题的探究。列斐伏尔认为,所有历史问题都是由经济、政治、生产等物质因素促成的结果,空间问题因此成为历史问题物质分析的中心。他认为现代社会空间问题主要包括城市变革和日常生活,而城市变革和日常生活的变化都属于空间生产的范畴。按照列斐伏尔的逻辑,空间生产是社会的空间生产,而所生产的空间,既不同于自然空间和抽象空间,也不同于构想空间与实际空间,更区别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它是一种具有建构性力量的社会空间。列斐伏尔认为空间就其构成而言,有空间实践、空间表征和表征空间三个层次,空间实践对应着物质意义上的空间活动,既涉及物体和事物的空间,也是人在其中行为和移动的空间;空间表征对应着对精神空间的构想,是为规划师、技术官僚、科学家等通过语言、文本、意识形态而设计、指导、统治、支配的空间;表征空间更多则是社会大众运用意象、象征与社会生活隐秘联系的符号体系在生活中生产出的社会空间[4]。空间表征、表征空间通过空间实践完成空间生产的全过程。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强调社会空间中空间的权力生产、经济生产和空间本身生产,他的权力生产本质上属于阶级斗争,经济生产主要凝结为对剩余价值的利用,空间本身生产体现为对空间内部结构的塑造,即为一种空间秩序或者空间意识形态。

      2.福柯的空间规训思想

      福柯的空间思想与列斐伏尔有着很大差别,列斐伏尔着重探讨空间的政治经济学内涵及空间生产,福柯的空间思想则转向了对空间规训的思考,即从微观政治学逻辑思考权力在空间向度上的运作模式。福柯认为,空间既为权力争夺提供场所,同时权力争夺过程中又总是会伴随着秩序的崩塌与重建,因而空间又必须借助于权力运作来维持空间的政治生态系统平衡。列斐伏尔强调空间对于权力的生成性功能,但这种权力某种意义上属于一种空间内权力,即此种权力发挥作用必须依赖于生成权力的空间,一旦脱离襁褓空间,权力及权力关系将荡然无存。福柯的观点与列斐伏尔差异巨大,福柯更加关注权力如何通过对空间的塑造与监视而确保社会秩序稳定运行,这里的权力不是空间内权力,它既是空间的组成部分,又在一定程度上外在于空间,呈现相对独立的状态,福柯将其定义为弥散在暗处的“权力的眼睛”。福柯借用边沁的“全景敞视监狱”设想来建构空间规训的理论模型[5],即进入空间中的每一个个体都会受到“权力的眼睛”的监视,而且他们都清楚自己已经被监视,甚至会从被动的监视转变为自己的主动监视。福柯认为现代社会管理就是典型的“全景敞视监狱”,“权力的眼睛”无处不在,并且这种“目光压力”最终会被社会群体内化为自我监视,形成一种有意识的、自发的、持续的理想状态。由此权力运作通过这种简单、高效的管理方式实现了对空间内各主体的规训,维护了空间的生产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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