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元 挑水 11×8.2cm 1940 古元先生离我们而去了,每当想起他的教诲,思考他给予我们的宝贵启示,就愈觉他的形象高大。谨以此文表示对古元先生的敬意,并且藉此纪念他与我38年间的师生情谊。 1918年8月古元出生于广东省中山县那州乡的一个小康之家。古元诞生时,中国爆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激进的民主派以“科学”“民主”为口号开展了对封建文化的革命,接着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蒋介石叛变革命、红色根据地的扩大……直到“九一八”日本侵略东三省,这给古元的少年时代留下了沉重而深刻的记忆,并萌发了救国救民改变社会现实的理想。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抗日救亡呼声高涨,中国社会向何处去面临严重的选择。19岁的古元决心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做一名变革社会的战士的强烈愿望使他毅然地告别亲人,长途跋涉奔向延安。 古元成长的经历使他具有了站在人民大众一边反抗奴役与压迫、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坚强斗争精神和强烈的感情。从国统区木刻家的不屈奋斗,到接受木刻作品中反映出的与人民内心相一致的力量,坚定了服务于人民的信念,奔向解放区延安是古元生命的转折点,也成为他日后艺术走向辉煌的起点。 1947年郭沫若在《北方木刻》序“论中国新木刻”中写道:“木刻没有走过怎样的冤路,一出马便以健全的现实主义,配合着人民的要求,紧迫着时代的动向,迈进了它的大步。它只经过了短短一段摹仿时期,一跃而达到独立创造的境地,成了人民所乐见,而反人民者所害怕的东西。”又说“近年来这种号召是更加明确而普遍化了,主要是奠定了人民本位的新民主主义的立场,我们可称之为人民意识的全面觉醒。”这段话对于我们认识古元延安时期的艺术本质,理解他的艺术为何在短短的四年中就达到了空前的成功是有重要启发意义的。 古元的版画创作有两次高潮时期,第一次是延安时期,第二次是解放后的新中国时期,他的一生经历了不平凡的创作之路,真可谓大起大落,探索不止,创新不止。 一、延安时期——“中国新版画的巨星” 古元来到延安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和毛泽东思想的培育,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强烈生活对比,促使这位20岁青年实现了思想上的转变,他确立了革命的世界观和艺术观。在鲁艺美术系学习一年以后,他走向了社会实践,参加基层工作体验生活。他来到距延安45公里的延安县川口区碾庄乡,一个42户的小村落,担任秘书帮助政府工作10个月。碾庄是古元艺术的摇篮,是后来许多被称之为天才作品产生的土壤,古元的艺术在这里获得新的创意并迅速成熟,进入了创作的第一次高峰期。 古元的木刻创作是由小品性逐步深化为内涵博大的主题性创作,同时涉足小说插图、连环木刻等多样形式的创作。古元在碾庄时的作品《牛群》、《运草》、《挑水》、《羊群》、《准备春耕》等,其意蕴自然、恬静、充满抒情风格,他笔下的农民形象已不再是程式化的人物,而是一些淳朴、敦厚、有思想、有智慧、积极自主的人。作品画幅并不大,一般多在十几厘米之内。1942年,徐悲鸿先生在重庆全国木刻展上看到古元这一时期的作品,热情地称他是“中国艺术界中一卓绝之天才”“惟对于还没有20年历史的中国新版画界已诞生一巨星,不禁深自庆贺。”这时的古元不过是个22岁的青年。古元通过其作品全新的艺术形式语言反映了人民大众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气息。古元的创作是对新中国艺术如何反映时代,艺术家如何认识生活、反映生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探索和突破,在中国近代美术史上具有全新的意义。 出身农民的古元对农村生活原本就有浓厚的爱,他面对农村环境中历史上所不曾有过的变化,在平凡的景象中感受到不平凡的意义,于是一拍即合,作品如泉水般涌流。黄土地上的劳动人民摆脱了千年剥削和压迫,在内心中推翻了封建意识的重担,在民主政权下翻身做了主人,开始了和平的劳动生活,显示了陕北人民高昂的创造热情,这是古元早期作品所反映的内容。作品《选民登记》、《冬学》、《骡马店》、《哥哥的假期》等均是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 古元学习木刻受到了德国女画家柯勒惠支和早期苏联版画的影响,在表现语言上强调黑白对比,灰色层次丰富,线的组织结构追求多向统一和刀法的趣味。木刻画在欧洲一向被认为是属于欣赏难度较大的高雅的艺术形式。30年代初,鲁迅从欧洲引进了木刻。经过新兴木刻运动,木刻很快成为最尖锐的斗争武器,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鲁迅当时所提出的民族化问题因受客观发展的限制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第一代木刻家多是美术院校的进步青年,他们接受的又多是西方美术教育,木刻运动集中于大城市也是具体原因。经过木刻运动的实践和倾听人民的呼声,30年代末版画民族化的问题逐渐被重视,开始在认识上和理论上进行新的探索。延安的鲁艺是解放区版画运动的中心,这里最有条件与工农兵生活相结合,可以对传统的和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大规模的尝试与研究。古元的艺术发展在此时碰到了新的历史机遇,他自觉地抓住了解决问题的关键,找到了独特的契合点。 古元 焚毁旧契 28.5×19cm 1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