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结束了清王朝时代,也给汉族服装开辟了新时代。于是,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化。首先,沿循了几千年的服装等级制度被废除了。[1]总统、部长、议员可以穿西服;老板和教授可以穿长袍,学生也可以穿长袍。以服装辨身分,分等级的历史至此终于结束了。其次,满式官服顶带被废弃,“民国光复,世界共和,一切前清官爵命服及袍褂、补服、翎顶、朝珠,一概束之高阁。”[2]延续了几千年的烦琐的服装典章礼制被废除了。第三,外来服装可以公开穿戴了,不仅行业制服可以随便穿,西服和学生装不再是违法悖俗的,相反,西式服装的地位却在不断提高,原先属于正统的传统服装的地位开始降低。总之,辛亥革命带来了汉族服装的巨大和深远的变化。也许,这在当时还不明显,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意义越来越明显。很多服装史研究者都把辛亥革命看作是20世纪汉族服装演变的分水岭。我同意这个判断。 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限期剪辫的命令中,阐述了废除满俗服饰的理由。他说: 满虏窃国,易于冠裳,强行编发之制,悉从腥膻之俗。……今者满廷已复,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允易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3] 涤除旧俗,首先是剪去象征清政治统治的长辫,其次就是不再穿满式官服。接着,政府制订了民国的第一批“服制条例”。1912年1月,政府颁布了检查官、推事、律师服制。同年7月,颁布了男女礼服和常服服制。同年10月,颁布了陆军服制。1913年3月,颁布了地方行政官、领事官、外交官服制。1915年,颂布了航空人员服制。1918年,颁布了海军、警察服制。 1912年7月参议院公布了服制。报纸对此作了报道,介绍说:服制把服装分为三大类,“(一)西式礼服,(二)公服,(三)常服。礼服纯仿美制。公服专以中国货料,仿西式制用。常服略仿中国古制,稍为变通,惟身长及胫,以便著靴。礼服,公服均著革靴。常服则革靴、缎靴任其着用。妇女服制,亦甚简单。”[4] 服制的规定是,男子礼服分为大礼服、常礼服二种。大礼服用本国丝织品,色用黑。常礼服分为二种,甲种和乙种(见图1)。裤为西式(见图2)。女子礼服上衣下裙式(见图3)。
图1 男式服制
图2 裤制
图3 女式服制 制定新服制的理由是,“民国新建,亟应规定服制,以期整齐划一。今世界各国,趋用西式,自以从同为宜。然使竟用西式,于习惯上一时尚未易通行。……故定新式礼服外,旧式褂袍亦得暂行适用。”[5]也就是说,从民国的开始阶段,就形成了中式和西式服装并行的局面。 这个条例以西式服装为标准,对传统的改变程度非常大。而且以礼服、制服、公服为主,主要涉及军官、文官、外交官、司法官、铁路职员、海关职员、警察、邮政职员、船员等,涉及常服的内容比较少,因此,不容易得到收入不高的普通民众的接受,对全社会影响不大。但是,在上层社会影响很明显,西服成为一种流行的“官服”,正式的交际服装。另一部分原因在于,“革命巨子,多从海外归来,草冠革履,呢服羽衣,已成惯常;喜用外货,亦不足异。无如政界中人,互相效法,以为不非此不能侧身新人物之列。”“其少有优裕者亦必备西服数套,以示维新。”[6] 从图片册《共和国的追求与挫折——辛亥革命》看,辛亥以后,政界和商界人物大都是西服革履。据图片资料,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召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17省代表参加选举。与会者40余人,六成代表穿长袍马褂,四成代表穿西服。过了几个月召开的第二次临时大总统选举会,有条件地选举袁世凯为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会后,蔡元培率领迎袁专使团到北京,1912年2月18日,他们和欢迎者一起合影。11位非军人中,8人穿西服。同年3月25日,内阁总理唐绍仪赴南京接收临时政府,孙中山率总统职员和唐绍仪合影。照片上40余人,只有少数人穿传统服装,绝大多数穿西服。 唐绍仪内阁组成后,他与内阁成员合影。照片上10人,除军人外,均穿西服。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和同僚合影,参加者的衣着情况和图4差不多,即多数人穿西服。 至于军服,它作为一种制服,决定了凡军人必须穿着,没有例外。其式样和现在的军服没有什么大区别,可以说,式样上几乎完全一样。 当然,这些图片资料不能证明平民社会的变化。可以肯定,平民社会的服装变化没有上层社会来得快,来得大。相比之下,大城市比小城市变化大,城市比农村变化大,上层社会比平民社会变化大,留过洋的比没有出过国的变化大,受教育高的比受教育低的变化大。现在,我没有办法把这种变化的幅度量化地总结出来,只能进行大体的判断。然而,尽管大多数人民仍然没有改变或放弃自己的服装习惯,辛亥以后,汉族社会开始允许西式服装(主要是西服)和汉族传统服装同时存在。设身处地去想,对于那些肯定不愿改变多年形成的习惯的人来说,可能没有变化;可是对于原来那些已经剪去辫子,改穿西服的新派人物来说,现在可以不再戴假辫子,不再穿长衫,可以大胆穿自己喜欢穿的衣服。这变化的确是非常清楚,非常必要,非常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