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环境改善与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

作 者:

作者简介:
沈春苗(1986- ),女,安徽六安人,经济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学,江苏 南京 210023;郑江淮(1968- ),男,江苏盱眙人,经济学博士,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学,江苏 南京 210093

原文出处:
产业经济研究

内容提要:

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SBTC)在促进发达经济体结构调整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何使后发国家的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得到有效发展?现有文献强调了GVC分工地位提升的重要性,却普遍忽略了制度环境这一重要因素。把制度因素纳入反映GVC分工特征的工序生产函数,考察了均衡状态下制度环境对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的影响机制。理论分析表明,制度环境改善有助于SBTC的发生与发展;制度环境改善对SBTC的促进效应受到GVC分工地位的调节作用。上述结论得到1997-2015年3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计量支持。本研究对制度变革深化和创新方式转变具有重要的启示。


期刊代号:C31
分类名称:创新政策与管理
复印期号:2019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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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回日期:2018-12-23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301(2019)01-0001-11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Skill-biased Technical Change,简称SBTC)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中的作用得到了重视[1]。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经济步入速度换挡、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的新常态,迫切需要通过技术创新尤其是SBTC,来推动中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地位的转变。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被媒体广泛报道的“脑体倒挂”现象①,反映了我国制造业SBTC亟待发展的现实[2]。因此,如何使SBTC得到长足的发展,成为政府和学界必须探究的重要课题。

      长期以来,利用劳动力丰富优势加入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简称GVC)分工获得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实现技术进步的主要方式。但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未来经济发展要从依赖人口红利转向挖掘制度红利[3]。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国务院于2015年出台了《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创新驱动战略实施所需要的环境营造与制度变革。理性企业的生产是根据经济环境来权衡各种经济活动的收益与成本,进而选出对现有制度环境最优反应的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活动,因此本质上一切旨在充分调动各类人员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制度变革,如农村土地联产承包期再延30年、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考虑以“竞争中性”对待国有企业等措施,都将作用于微观主体的创新激励,进而对我国的技术进步产生深远影响。

      但技术进步并非都是中性的,自哈罗德和索罗先后提出“劳动增长型”技术进步和“资本增长型”技术进步概念以来,技术变化过程中的要素偏向特征就开始进入主流经济学家的视野[4]。二战以来,发达国家技能劳动力供给增加和技能溢价同步上涨的现象引起学者的进一步思考[5-6],研究发现其原因是信息通讯技术与技能劳动力更强的互补性特征显著提高了技能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7]。其中,技能劳动力的大幅供给和跨国公司主导的GVC分工格局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对此,一个很自然的疑问是,制度改革深化将如何作用于一国SBTC?如果制度环境改善能够显著促进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这种促进机制又将受到哪些外部条件的影响?考虑到GVC分工地位对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的重要作用[8],那么制度环境对SBTC的影响效应是否会受到GVC分工地位的调节作用?截至目前,这些问题尚未得到深入探讨。针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能够丰富现有的产品内分工和技术创新理论,对正处结构调整中的中国经济而言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本文的创新之处有三点:第一,构建了一般均衡模型,把制度环境变量纳入反映GVC分工特征的工序生产函数,揭示了制度环境改善促进SBTC的作用机制,为决策部门提供了政策制定的依据;第二,在研究制度环境对SBTC的作用机理和影响效应时,考察了GVC分工地位的调节作用,发现不仅制度环境改善能够促进SBTC,而且GVC分工地位提升能够增强制度环境对SBTC的促进效应,这是对相关文献研究内容的一个补充;第三,使用中国这样一个转型与发展中大国的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的实证研究,为完善SBTC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二、文献综述

      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是学者针对20世纪70年代美国技能劳动力增加和技能溢价同步上涨现象而提出的解释,其内涵突出表现为技术进步具有朝着更加有利于技能需求增加和收入提高方向变动的偏向性技术变迁特征[9]。为何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会呈现出显著的技能偏向性特征呢?已有文献强调了技能劳动力大幅增加和南北方经济贸易对其的促进作用。资本品价格持续下降、劳动工资刚性上涨和以机器设备为载体的物质资本与技能劳动力的互补特征,推动发达国家技术进步日益呈现出技能劳动力偏向特征[10],技能劳动力供给大幅增加导致短期内技能溢价迅速下降,激励企业追加与技能劳动力更加互补的设备投资,进而促进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的发生[7]。GVC分工背景下南北方的进出口贸易进一步强化了企业的技能投资偏向。Freeman and Kleiner[11]基于欧洲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显著促进了欧洲国家的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Chu et al.[12]将离岸外包纳入存在技术变化方向的南北贸易模型中,考察了中国经济发展对美国技能偏向性技术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离岸外包是中国要素禀赋结构影响美国技术创新方向的重要机制。

      国内关于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的研究,主要关注了我国是否已经发生SBTC,以及如何促进SBTC发展两个方面。关于我国SBTC发展现状的研究表明,我国制造业总体呈现出了技能偏向性特征但发展相对缓慢[13]。王俊和胡雍[14]基于Malmquist-TFP指数分解,采取线性规划方法针对我国27个制造业技术进步技能偏向特征的研究发现,仅部分制造业发生了技能偏向性技术变化,技术进步的技能偏向没有表现出线性增长趋势,并且高技术产业没有表现出更高的技能偏向程度。王林辉等[15]基于双层嵌套型生产函数构建了技术进步技能偏向性指数,并针对1979-2010年我国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性特征的考察发现,尽管我国技术进步呈现出技能偏向特征但变化强度逐年减弱。现阶段我国技术进步呈现出物化和技能偏向双重特性,蕴含前沿技术的设备投资高增长是引发我国技能偏向性技术变化的主要因素[16],但固有的简单依靠初级要素投入的外延式扩张模式,更多增加的是对国内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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