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石刻具有重要的文物与史料价值，是珍贵的资料宝库。考古证明，早在相当于殷商时期的江西清江吴城遗址，就有大量的石刻符号（或文字）出土。至东汉之际，我国的石刻文字出现了第一个高峰，不仅屡见丰碑，更有整部古籍雕刻范本出现，诸如竖立于洛阳太学的《熹平石经》就是一例。降至唐辽，我国的石刻文化又有新的发展，出现了第二次高峰。辽朝（公元907～1125年）是以契丹贵族为主体、联合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上层建立的封建政权。有辽一代200余年，北方各族人民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为丰富和发展我国传统的石刻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近50年来，由于辽代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刻有文字的辽代石刻不断被发现，更加显示了它的重要价值。 一、辽代石刻的发现概况及其种类 公元1125年，辽天祚皇帝被金兵俘虏，雄踞中国北方200余年的契丹辽朝灭亡了。辽亡后，辽代之石刻便被陆续发现。但辽代石刻大量出土（或被发现）及引起人们的重视则始于清代。清自乾嘉以来，崇尚朴学，注重考据，致经学开始向史学转变。尤是辽朝历史引起人们重视之后，史家便开始依前代之文献，博搜广采，为《辽史》拾遗补缺。但因辽代遗留下来的文献史料极为有限，一些学者便把目光转向地下，开始注意对出土（或被发现）的辽代石刻文字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当然，这也反过来大大促进了辽代石刻的出土和被发现的进程。然而，因当时考古业并不发达，所以，辽代石刻的出土，多属盗墓者的“附产品”，故而出土数量还很有限。至近50年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的考古业有了长足的发展，随着一座座辽代古墓的被发现和有计划地发掘，以辽人“墓志”为主的大量辽代石刻也重见天日，引起了广大史学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刻有文字的辽代石刻，分布地域极为广阔，遍及今北京、河北、内蒙、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及蒙古国等地区。这些地区也恰恰是当年辽朝统治的大致疆域所在，即《辽史·地理志》所记之辽朝疆域：“东至于海（今鄂霍次克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今阿尔泰山、额尔齐斯河上游），北至胪朐河（今贝加尔湖及外兴安岭一带），南至白沟，幅员万里”。出土的辽代石刻有一定的分布规律，即汉文石刻主要分布在长城以南的京津及河北、山西一带，而契丹文石刻则多出土于内蒙东部及辽宁西北部地区。由此亦可大致推断出辽代汉人与契丹人的活动区域及分布规律。 根据出土和已发现情况看，辽代石刻种类比较丰富，形制也较齐全，既有堪称稀世珍宝的石经（如现存北京西南房山县的刻于辽圣宗太平七年至道宗清宁三年的白带山云居寺2730条、四大部石经），也有庙碑（如圣宗统和二十三年《重修云居寺碑记》等）、塔铭（如圣宗统和十四年《马令钦等修塔记》等）、经幢（如道宗咸雍二年《曷鲁墓园经幢记》等）、造像（如天祚帝保大二年《静严寺造像记》等）、哀册（如圣宗太平十一年《圣宗皇帝哀册》等）、墓志（如兴宗重熙七年《耶律元妻晋国夫人萧氏墓志》等）、神道碑（如景宗保宁年间《耶律琮神道碑》等）、石棺（如兴宗重熙七年《胡化石棺记》等）、石函（如天祚帝天庆二年《比丘尼惠净石函记》等）、石匣（如世宗天禄二年《仙露寺葬舍利佛牙石匣记》等）、枕石（如道宗大安三年《萧仪置门枕石题字》等）、桥柱（如道宗大安五年《固安县固城村谢家庄石桥记》等）、井栏（如圣宗太平年间《石城井栏刻字》等、题名（如兴宗重熙二年《节度使聂宗顺造像题名》等）、题咏（如道宗寿昌五年《玉石观音像唱和诗碑》等）、买地莂（如道宗寿昌元年《缙阳寺庄账记》等）、摩崖（如天祚帝乾统八年《石匠山石壁题诗》等）等，绝不逊于汉唐或宋明各朝的石刻。这些出土和被发现的石刻，如今或藏于各地博物馆及其他文博考古部门，或仍存留于发现地，也有些散落于民间为私人所收藏。可以肯定地说，尚有相当数量的辽代石刻至今仍被深埋于地下，有待于人们去发现和发掘。 二、辽代石刻的材质、形状及雕饰艺术 所谓石刻，所用材料当然都是石质无疑。但据考察已出土的部分辽代石刻，发现辽人刻石所用的石头，材质多有所不同。根据笔者所知者，大体上可分为如下几类：[（1）]汉白玉质。如1981年6月出土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院墙内的辽圣宗统和十五年《韩佚墓志》，其碑石即由汉白玉石雕制而成。[（2）]石灰岩质。如1949年6月出土于沈阳市小西边门新新三厂内的辽圣宗开泰四年《李进石棺记》，其石棺即由石灰岩凿成。[（3）]滑石质。如1953年发现于沈阳城南50里陈相屯塔山上的辽兴重熙十四年《沈州卓望山无垢净光塔石棺记》，该石棺就是用滑石凿成的。再如1980年出土于沈阳柳条湖的辽道宗清宁二年《张宁石幢记》，其幢也是用灰色滑石制成的。[（4）]石渣石质。如1954年入藏于北京文物队的辽天祚帝天庆二年《比丘尼惠净石函记》，该石函就是用石渣石凿成的。[（5）]泥灰岩质。如1981年1月出土于辽宁阜新八家子的辽圣宗太平九年《萧仅墓志铭》，该志碑即用泥灰岩雕成。[（6）]砾石质。如1990年6月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金厂沟的辽圣宗统和二十六年《耶律元宁墓志铭》，该志碑即由砾石雕成。[（7）]青灰石质。如1976年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宁城县的辽道宗寿昌四年《邓中举墓志》，其志碑就是用青灰石雕成的。再如1979年7月于辽宁义县出土的辽道宗寿昌七年《梁援妻清河新氏墓志》，其碑亦用青灰石雕制。[（8）]细砂岩质。如1969年出土于内蒙古赤峰翁牛特旗山嘴子毛布沟的辽天祚帝天庆五年《故耶律氏铭石》即用细砂岩镌成。再如1991年出土于辽宁北镇的辽兴宗重熙二十二年《耶律宗教墓志》及1986年出土于内蒙古哲里木盟库伦旗的《陈国公主墓志》等碑亦由青绿色砂岩雕成。[（9）]水成岩质。如1954年11月出土于辽宁阜新富荣镇的辽道宗清宁四年《白山院舍利石匣记》，该匣即用浅灰色水成岩雕作而成。[（10）]花冈岩质。如1991年于辽宁阜新大板海棠山发现的《契丹小字墓志残石》，即由花冈岩的变种片麻岩雕凿而成。再如1981年发现于内蒙赤峰巴林右旗罕山的《黑山辽碑》亦是由花冈岩雕成。 综上可见，辽人之石刻，尤其是达官显贵们的“墓志铭”所用之石，基本上是“就地取材”，即大多是采用逝者葬地附近所产的石料。这就是说，除辽朝最高统治者契丹皇帝及其后妃之外，其他人的“墓志”所用石料质地并不完全反映死者生前的身份地位（死者的身份地位可反映在墓葬的其他方面，诸如墓室的大小及陪葬品的多寡等）。比如辽代汉官、燕京地主韩佚的“墓志”用石即为材质上乘的汉白玉，而身为契丹皇族的耶律宗教（辽景宗之孙）“墓志”用的只是医巫闾山产的一般质地砂岩而已。同样，以砂岩为“墓志”用石的既有一般汉官如梁援的“墓志”，也有契丹皇族出身的“金枝玉叶”陈国公主的“墓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