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9)01-0079-39 一、问题的提出 笔者最近的研究试图证明，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期间已经有了“大同三世说”的思想。这隐约地出现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刊行的《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之中。更为明显且明确的是，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即在《知新报》《时务报》上宣传了这一学说，并在湖南时务学堂的教学中讲授了这一学说。其中最为重要的文献，是发表在《时务报》上的政论文章《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和记录其在时务学堂对学生进行指导的《湖南时务学堂初集》。① 笔者最近的研究试图说明，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一种普世性解说。按照康的说法，这一学说是由孔子创制，口传其弟子，藏于儒家诸经典和相关史传之中，主要是《春秋》及《公羊传》《礼记》(尤其是《礼运篇》《中庸篇》和《大学篇》)《易》《孟子》《论语》等文献，以留待“后圣”之发现。“泰西”各国对此学说亦有所体会，有所施行。若用最简约的文字来说明“大同三世说”的基本概念，可谓：(1)据乱世，多君世，尚无文明；(2)升平世，一君世，小康之道，行礼运，削臣权；(3)太平世，民主世，大同之道，行仁运，削君权。“大同”虽是孔子创造出来的理想境界，但其时不可行，只能以“小康”来治世，只能待之于后人来实现。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与其晚年的著作《大同书》，有着比较明确的差异，是其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阶段。这一学说的主要著作虽完成于戊戌变法之后，刊行更晚，②但其基本思想已于光绪二十三年由梁启超道出。也就是说，康有为在戊戌时期所持有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不仅仅是“新学伪经说”“孔子改制说”，更为重要的是“大同三世说”。③ 既然“大同三世说”已在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中提出，已在梁启超的《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湖南时务学堂初集》中得以阐发，那么，若要进一步地加以验证，最为合理且显现出唯一性的路径，就要去看看康有为其他弟子对此的言说。笔者为此而重新阅读《知新报》和《时务报》。④ 《知新报》创办于光绪二十三年正月(1897年2月)，由澳门赌商何连旺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澳门共同筹办，销往内地。其撰述(执笔者)都是康有为弟子，负责每期的政论文章。《时务报》创办于光绪二十二年七月(1896年8月)，由汪康年、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在上海共同筹办，亦可见张之洞在武昌远程遥控之手。除主要发表梁启超的政论文章外，康门其他弟子亦有政论文章发表。在这些梁启超以外的政论文章中，笔者又看到“大同三世说”的影子，且大多发表在《孔子改制考》《董氏春秋学》刊行之前。由此，笔者可以再确认，康有为在戊戌时期已有“大同三世说”的思想。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大同三世说”是一种革命思想。这对黄彰健提出的“康有为保中国不保大清”的论点是一个补证，且其他研究先进亦有与黄彰健观点相近的研究成果。由此，笔者再加以申说，以能说明康有为、梁启超一派在百日维新前后的政治策略。 本文引用史料较多，为避免转换时造成的行文不便，使用中国传统纪年，并在重要处夹注公元。 二、康有为弟子的言说 1920年，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言及康有为戊戌时期的思想，称言： ……有为以《春秋》“三世”之义说《礼运》，谓“升平世”为“小康”，“太平世”为“大同”。《礼运》之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有为谓此为孔子之理想的社会制度，谓《春秋》所谓“太平世”者即此……虽然，有为著此书时，固一无依傍，一无剿袭，在三十年前，而其理想与今世所谓世界主义、社会主义者多合符契，而陈义之高且过之……有为虽著此书，然秘不以示人，亦从不以此义教学者，谓今方为“据乱”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其弟子最初得读此书者，惟陈千秋、梁启超，读则大乐，锐意欲宣传其一部分。有为弗善也，而亦不能禁其所为，后此万木草堂学徒多言大同矣。而有为始终谓当以小康义救今世，对于政治问题、对于社会道德问题，皆以维持旧状为职志……启超屡请印布其《大同书》，久不许，卒乃印诸《不忍杂志》中，仅三之一，杂志停版，竟不继印。 ……有为不轻以所学授人，草堂常课，除《公羊传》外，且点读《资治通鉴》《宋元学案》《朱子语类》等，又时时习古礼。千秋、启超弗嗜也，则相与治周秦诸子及佛典，亦涉猎清儒经济书及译本西籍，皆就有为决疑滞。居一年，乃闻所谓“大同义”，喜欲狂，锐意谋宣传。有为谓非其时，然不能禁也……⑤ 此为事隔20多年后的回忆。根据梁启超的这一说法，他在光绪十七年(1891)已闻“大同义”，并与陈千秋共同阅读过康有为关于大同思想的著述。值得注意的是，“后此万木草堂学徒多言大同矣”一句，说明除了梁、陈之外，万木草堂的许多学生也得知“大同”学说。 先来看《知新报》，从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1897年2月22日)第1册到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1898年9月26日)第66册，即得知政变之前，康有为的学生徐勤、韩文举、刘桢麟、何树龄、孔昭焱、王觉任、黎祖健、欧榘甲、陈继俨一共发表了58篇政论文章。⑥再来看《时务报》，从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1896年8月9日)第1册到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一日(1898年3月22日)第55册，即康有为、梁启超一派完全退出《时务报》之时，除了梁启超之外，康有为的学生麦孟华、徐勤、欧榘甲一共发表了9篇政论文章。⑦也就在这些文章中，笔者看到了忽隐忽现的“大同三世说”的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