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代战争中受火器影响至深①的清王朝建政初期即就“军中利器”硝磺②进行管制。对疆域周边各类潜在敌对集团，试图以严厉的禁运来保持军事上的胜算，③但乾隆朝以后，随着西方科技进展及海路大通，这一既有抑或想象中的优势已呈渐丧之态。④于境内广大臣民，则通过制定严密的律令打击私采、私运、私销，但迫于行政资源有限、官僚系统腐化及朝廷态度的摇摆，违禁行为一直无法根绝。⑤咸同军兴，旧有的内倾型军火征解系统已无法供应日益频仍的军事行动，负责征剿的官员开始大量进口洋硝磺以解燃眉。⑥太平天国败亡后，随着当局对新式武器重要性认识的加深，加之洋务运动的推进，进口的硝石及硫酸(可替代硫磺制造无烟火药)很快成为各军民工厂大宗原料。⑦洋硝磺的充斥既打压土产市场、加重利权外溢的程度，也带来了新的禁私风险。内外交困之际，如何应对这一硝磺新局成为官方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光绪中叶以降，贵州、四川等省在取得中枢支持后先行开始在土产硝磺领域进行改革，以一种商业开发型官督商销体系逐渐取代了旧有的军政型限产采买制。⑧可能因为系统详实材料的缺乏，目前学界对此一重要政策转变及其影响尚未有专门讨论。⑨近年来，笔者在参与整理清代四川省南部县衙档案⑩的过程中，有幸发现一批涉及该问题的珍贵史料，共56卷计230件，(11)其中主要为诉讼类档案和政府往来公文。具文时间早自雍正七年(1729)六月一日，晚迄宣统三年(1911)十月十日。文类构成包括该县与上、下、平级各衙门、团体及个人往还产生的禀文、信牌、札文、申文、验折、移文、牒文、通知、告示、告状、传票、差票、供状、缴状等十数种。因为县衙为上下对流、左右勾连的王朝行政信息网络的重要节点，通过这些内容细致丰富的政府文书，不仅能窥及清末硝磺新政在中枢、督抚、道、府等层级的生成、演变过程，(12)也可得见其在南部县域社会的实施情形及引生的在地效应。(13)基于此，本文将主要依据这些档案，并结合其他材料，尝试对上述立意展开例证式剖析，以期能深入理解清末这一政策变动的实质内涵。 一、“化私为官”：贵州的尝试、省际竞利与川省仿效 中法战争前后，清王朝对军费的需求又到紧要关头，而中枢财政早已千疮百孔。如何开源节流、增加税收成为朝廷关注焦点。(14)面对其时国内洋矿大行其道，在当局大倡“浚利”“塞漏卮争利权”(15)等语境与潜在利益刺激下，一些省份开始着力推动矿业开发。光绪十二年二月初九日，署理贵州巡抚潘霨以全省民生艰难、“每岁度支全赖各省协济”为由，专折上奏请求开办铜铅煤铁等各矿并开列章程，其中对属地富产的硝磺特别提出了“宜变通办理”的构想。 此前，战时和各地军营日常需用，必先得朝廷准许方可采办，“或招商……或设官店、官局，或设炉座熬煎”，勒限解运，“俟足数即行封闭”矿场。民间“匠铺需用硝磺，由地方官报明藩司给予印票，自赴产地购买……仍勒限回日，将印票缴销”。对“煎采售买各数”、矿场“启闭日期”及“铺户领票购买各数”，“俱造册取具印甘各结”存案备查。(16)旧制的重心在于通过特许审批来控制矿场的不定期开闭，从来源上最大程度阻遏敌对势力的可能资用。忽略掉管制措施上各地存在些微差异，总体上朝廷将硝磺视为军政禁脔的倾向明显。 潘霨在主动“揭穿”以往贵州硝磺领域“禁遏愈严私贩愈巧”“空悬禁令”之后，抛出五个关键措施：开放辖境全部矿场；主产区招商集股开采，产品由官方向各省督销以抵御洋产；零星产区“穷民”自采自售日用“熏磺”；设卡抽厘助饷；严禁走私。最终“化私为官”，将原先逸出和预期的利源导回当局的财政脉路中去。(17)已饱受多年“部硝危机”(18)之苦的中枢，在督抚财权日重以致“力筹通变”成为主导政策、(19)土产硝磺军政意义减弱等背景下，面对这一箭多雕式的破禁式谋划，很快将黔省的实质指向——对硝磺由军政性按需开采变为商业性持续开发直接归纳为“弛禁硝磺”。(20)并于同年三月间照准，知会相关省份予以配合。贵州的硝磺新政就此开始正式运作。 开采熬炼相对容易，且黔省内需有限，因而官方主要着眼于对外省的运销。借助朝廷政策倾斜，潘霨频与李鸿章、曾国荃、张之洞等就黔产行销详细会商。(21)甚至一度向远处长江下游的金陵火药局推销，被以质量稍欠、局产火药已敷足用等原因婉拒。(22)而近邻川省疆域辽阔，理论需求甚大，其硫磺产量相对有限，于是成为重要的目标销售区之一。光绪十二年四月间，贵州方面开始从二郎滩、官渡口等地“顺流入川”，上溯成都、下指重庆，分别运送数千斤硝磺欲图试销。在意识到这一行为可能带来的冲击后，川省相关地方如彭山县令在所属双江口扣押了贵州的“官磺”、重庆松溉汛亦以旧规索要“私磺”转为官运的费用进而留难黔产。次年二至闰四月间，在经过贵州方面向朝廷“据理力争”及两省多次交涉后，川省才通令地方，“即将硝觔硫磺照章禁止，以防匪徒买用滋事”，仅允许黔省“至彭山松溉重庆等处，设店销售‘熏磺’”。(23)而“熏磺”、硫磺本为一物，贵州当局人为从军民殊途角度将之分类，显然埋设了一个此后频繁触发两省交涉的逻辑漏洞。 借“熏磺”名义，黔省当局不免“志在多销，冀扩利源”，一些弊端逐渐显现。光绪十八年五月初二日，四川总督刘秉璋上奏朝廷，缕陈黔磺入川之弊：(1)走私增多。如“乐山县彭山县资州等处，迭经查获磺觔，每起一二千斤、三四千斤不等”。(2)逾限运售。旧规，商人持地方官出具之印结，至黔商所设之官店，“每商只准一票，每票不得过百斤”。而“刁员奸商恃官磺局为护符，运川动辄巨万”。(3)难免资匪。商贩辗转分售途中，“势不至济匪不止”。又“彭山一局，深入腹地，五方杂处，稽查难周”。而“硫磺熏磺，本无区别，皆可以资火器”。同时指出黔省入境销卖“熏磺”的必要性不大，且与川省每年协饷其“数十万”额度相较，贵州获利甚微。刘秉璋最后要求重申“每票百斤”旧制、严厉查处泸州走私案相涉人员，得到朝廷支持。(24)面对邻省的频繁责难和防范，贵州除了向朝廷申辩、(25)在具体措置上进行调整外，还努力拓宽销售渠道，也取得一定成果。如经过积极争取，黔磺一度成为始办于光绪十五年的重庆自来火厂和温江麻商的主要货源之一。(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