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9)02-0096-07 在西方学术领域内，有不少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革命和实践中并没有发挥重要的作用和价值，甚至有一些极端的学者和实践家们认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哲学家们并不真正理解产生于欧洲文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1]。他们会有这种思想的主要理由是：中国文化固有的思维模式和框架阻碍了中国人对于来自另外一个文化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这种看法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初期非常流行。然而，早在20世纪之前就已经在中国发生的现代化进程和西学东渐的进程已经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文化和观念基础。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以来就有一种以自己的文化根基理解和吸收外来文化的能力。我们在最早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的梁启超身上就可以看到这种能力的体现。在《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中，梁启超指出：“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近人多能言之矣，此不缕缕。”[2]正因如此，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和现实两方面都能够接受并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正如尼克·奈特(Nick Knight)所说：“中国哲学家们理解、发展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努力是意义重大的，这不仅为理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和马克思主义运动，而且为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做出了重要贡献。”[1](xii) 20世纪初，那些熟悉中国传统文化又接受了“社会进化论”“自然权利理论”和“自由、平等、博爱观念”洗礼的知识分子在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与文献时，对马克思关于道德的理论非常敏感，并提出了带有自身特色的理解和评价。回顾和分析这些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道德理论的理解，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进程，更有助于我们对马克思道德理论的当下理解，因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面对的主要理论难题在今天依然存在。 一、“马克思道德悖论”的发现 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初始时期，学者们就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异常关注。学者们也意识到，在马克思有关历史的理论中，既体现出一种表达经济基础具有重大作用的决定论思想，也表达了一种强调人在历史中的能动性的“行动主义”(activism)倾向。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决定论和行动主义的冲突是十分明显的。在当代学术界，这种冲突被称作“马克思的道德悖论”。 关于“马克思的道德悖论”的判定，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来自史蒂文·卢克斯(Steven Lukes)。在《马克思主义与道德》一书中，卢克斯开篇就指出马克思主义在对道德的态度中存在着一种悖论：一方面，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对作为意识形态的道德进行了科学主义的批判；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中充斥着丰富的道德判断，道德被看作与政治活动和政治斗争相关的东西而被信仰和利用①。道格拉斯·凯尔纳对科学主义的解释和人道主义的解释的区分、飞利浦·凯因对马克思伦理思想的三个时期的划分以及阿尔文·古尔德纳的“两个马克思”的判断也都充分展示了他们对马克思道德悖论的不同理解形式和表达方式②。从当代的理论研究资源来看，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其不同发展阶段表达了关于道德及其作用的不同看法，而这些看法中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悖论，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种形式：(1)马克思早期思想中以人的类本质为基础的人道主义与他后来确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对立；(2)马克思的著作中对资本主义的道德谴责与他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将道德判定为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3)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对阶级社会道德的批判与对“共产主义道德”作用的判定之间的对立③。 对于20世纪初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意识到马克思思想中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解释的科学性与对社会活动中人的能动性的肯定之间存在着对立，是至关重要的。历史的科学性与人的能动性之间的两难可以说是所谓的“马克思道德悖论”的最基本形式。我们可以发现，分析和解释这两者之间的紧张和对立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研究的主题。 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先驱、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之后，李大钊很敏锐地意识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关键在于理解马克思思想中存在的矛盾。他在1919年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指出：“马氏学说受人非难的地方很多，这唯物史观和阶级竞争说的矛盾冲突，算是一个最重要的点。”[3]李大钊认为，马克思在其历史理论中对社会发展规律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强调，让人们觉得他是告诉我们在铁的规律面前，人类的行动不会改变什么；而他的阶级斗争学说则强调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这似乎又在强调人的行动的重要作用。马克思对待这一指责的解决办法是：将阶级的活动归在经济发展的变化规律之中，使得阶级斗争理论成为历史理论的一个要素，或者更确切地说，阶级斗争理论成为历史理论的应用。正如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指出的：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在马克思看来就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4]。
